正如温妮第一次到这里所发现的那样：接待室还算舒适，探视室窗上有一块很大的玻璃隔板，使她能看到丈夫的上半身，特制麦克风取代了过去的电话机，使她20年来第一次清楚听到丈夫的声音。从外表和声音看他似乎很好。不久，监狱的看守宣布“探视时间到！”然则，警官格雷戈里说：“曼德拉太太，你还有5分钟。”泽妮谈到格雷戈里时说：“他倒是个好人。”他在罗本岛认识了曼德拉和他的同志，随着对他们的了解，格雷戈里变了，他又陪同曼德拉等人转到波尔斯摩尔监狱。对忍受了多年粗暴待遇和艰辛经历的曼德拉夫妇来说，上述这些轻微的改进都很珍贵。
一年后，在1983年3月的一次探视中，曼德拉冲破了不许谈论监狱情况的规定。温妮后来说，曼德拉告诉那些监督探视的狱吏们说，他获准和家人谈论有关他的健康问题：“由于这里的状况，我不得不谈论这个问题，这是我的权利。”当曼德拉告诉她监狱里的条件大大恶化，他的难友们认为应该将这种状况通知她，以便“转告有关的人及新闻界，”温妮写信给在伦敦的一个朋友说，曼德拉第一次发出失望的语调。
最痛苦的事是在这里人们失去了多年来在罗本岛特殊区域所享受的集体生活的乐趣。先前每人都有自己的单间，而在波尔斯摩尔他们却被关在一起并完全和其他犯人隔离开来。在罗本岛，他们可以在特殊区域内自由行动，大部分白天时间在户外；现在他们却不能走出去，从离开罗本岛以后，他们没有看见过一片树叶。那些希望学习的人不能苛求他人默不作声，其他一些有助于减轻牢狱生活之苦的微小“特权”也被剥夺了。更严重的是下雨时通过狱室的墙渗出的水危害健康，人们迫切要求进行体检。曼德拉被迫穿一只比他脚小的鞋，不得不在一脚尖上动了手术。这是一个痛苦的讽刺，罗本岛现在似乎更能让曼德拉等人接受。
温妮所写的关于她丈夫所在监狱恶劣环境的报道经过某些润色在国外广泛发表，因为曼德拉和他的同志们越来越为国际所关注。自从这些人被转移到波尔斯摩尔，有关监狱状况的新闻一直被封锁。1983年7月，海伦·苏兹曼被允许探视他们。她对《纽约时报》一个记者说，她发现曼德拉结实并且精神很好。她说，当局告诉她，关押曼德拉等人的牢房宽敞，院子有时会被水淹，但不是牢房进水。至于曼德拉受伤的脚，当询问到这个问题时曼德拉却感到惊奇。温妮说：“这就是他的脾性，当他同海伦谈到这件事时会故意淡化此事，事实上，当我探视时，他脱了鞋将脚板放在窗前给我看，情况并非那么好。”——回忆使温妮笑出声来：“21年来我头一次看到他的脚。”
沃尔特·西苏鲁在牢房庆祝他的70寿辰，与此同时，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大厅挤满了人，为他的生日举行集会，人们长时间地给他热烈鼓掌。
和这5个利沃尼亚案犯关押在一起的帕特里克·马奎比拉是一个年轻的律师，因参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违法活动被判处20年重刑。以前的“镇压共产党人条例”中所说的“为某非法组织贯彻其目的”的罪行现在被指控为谋反，就可以判处重得多的刑罚。马奎比拉始终被指控参与辩护律师格里菲斯·姆曾格的活动。姆曾格曾为那些死在关押之中和那些当南非军队袭击非洲人国民大会在莫桑比克的住所时被杀害的人出庭辩护。姆曾格在东开普和德班两地都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一直是“争取释放曼德拉委员会”的司库。1981年11月20日，在靠近德班的一个运动场上，人们发现了姆曾格被严重残害的尸体。
姆曾格之死仅仅是那些反对南非当局的活动家惨遭杀害的一个例子。曼德拉对他们的朋友鲁思·弗斯特之死深感悲痛，弗斯特于1982年8月在莫桑比克大学工作时被信封炸弹所杀害。温妮写道：“她是如此窈窕，如此漂亮，如此精力充沛，怎么能这么残酷地扼杀这样美丽的生命？”
被暗杀的男女中还有乔·格卡比，他是非洲人国民大会驻津巴布韦代表，熟识曼德拉和西苏鲁，他也曾在罗本岛长期服刑。在南非国防军从50万扩充到62.6万人的同时，南非对所谓非洲人国民大会在邻国的基地的袭击也随之加剧。1981年，马普托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办公室被袭击，13名男女被杀害；1年后，马塞卢①又成为袭击目标，黎明前几个小时，人们在酣睡中被惨杀——被杀的42人中有5个妇女和孩子以及12个巴苏陀人。作为报复，10天之后，民族之矛炸毁了开普敦附近的库伯格核电厂的一部分，这是继两年前袭击萨索尔炼油厂后最引人注目的一次破坏行动。与此同时，对铁路线以及诸如黑人乡镇委员会办公室等种族隔离建筑物的破坏活动也升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