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妮·曼德拉一再受到的逮捕、指控、判罪、申诉、缓刑和监禁，关于这些方面的详情难以掌握。在她而言，长时间的反抗是对成千上万男女身受其害制度的揭露。在和警察的遭遇战中她无所畏惧，对他们的粗暴侵扰，她大胆地予以还击。可是一系列的阴险袭击，使她身体受到攻击，她的住宅被扔进汽油弹，她毫无办法也得不到任何保护。津姬曾向联合国呼吁要求南非政府保证她母亲的安全。她说，“我们相信这些攻击行为出于政治动机。”
这两个女孩子被埃莉诺·伯利从女修道院的不快乐生活中拯救出来。埃莉塔当时住在约翰内斯堡，她的丈夫罗伯特·伯利爵士——伊顿公学过去的校长——是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教育学客座教授。伯利夫人安排她们去沃特福德，那是斯威士兰的多种族寄宿学校。
这两个孩子长到十几岁，被允许去探视她们的父亲。温妮不无担忧：她们会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而垮下来吗？会因为这个经历而坚强起来，以这个囚犯为荣吗？
从过去的照片中泽妮看到曼德拉“非常高大，很胖”，此时泽妮几乎认不出他了。但是使她感受最深的是她父亲的幽默感，如果当时或在她后来的探视中他曾有忧虑，那忧虑也丝毫没有显露出来。
津姬也发现父亲的幽默和热情。她告诉一个记者，“事前我很愤怒并有点忧虑。但是我发现他很有办法，也很迷人。他设法使我的思想摆脱那里的环境，使我想起比较快乐的情况。他说，‘你知道，我可以想象你在家里坐在我腿上和全家一起吃星期天烤肉。’”虽然她没有看见父亲走来——她们被领进小屋的时候，他已经坐在玻璃隔板的那一边——她设法瞧着他在会见后走开，他看起来还是那么健康强壮，他的步伐是那么年轻、敏捷。
当女孩子们下一次探视时，她们单独前往。开车送她们到开普敦码头的那个朋友，看着她们和一队穿着橄榄绿制服的看守上了渡船：他认为这是令人伤心的场面，这两个年轻的女孩子和那些唱着他们阿非里卡人歌曲的男人在一起。
在每次半小时的探视时间里，温妮和她的丈夫达到了真正的交流，每人从对方得到鼓舞，获得力量。回到彼此的斗争环境后，曼德拉以谨慎的方式，不分派别地帮助同志们解决他们的问题；温妮则不顾种种限制，参加索韦托社区的斗争。索韦托是一个超过100万人的黑人居住区，在那儿，“黑人觉醒运动”的兴起标志着斗争进入了新阶段。在她看来，这“使得人民更能意识到自己的价值，更能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它培养了更多的自力精神”。黑人变得更为自己的肤色而骄傲。
1969年，斯蒂夫·比科和巴尼·皮特亚纳领导黑人学生从多种族的“南非学生全国联盟”分裂出来，成立黑人自己的“南非学生组织”，并在1972年成立了“黑人大会”。虽然受到美国“黑人权力”运动和弗朗茨·法农激进著作的影响，但“黑人觉醒运动”的发展还是对白人种族主义作出的反应，它的宗旨是心理解放，使黑人摆脱对白人的依赖并使全体黑人团结起来：印度人和“有色人”第一次认为自己属于“黑人”而和非洲人站在一起。黑人觉醒运动包括宗教、文化、教育以及政治方面。通过这个运动青年中产生出一种新的坚定和自信。
虽然这个运动在哲学方面和泛非主义者大会更为接近，但这些年轻的领袖们首先受到被流放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高级官员的赞许，称赞他们“以勇敢的精神和严明的纪律”把斗争推向前进；并以其行动表明保证革命的主要动力——被压迫的各族人民的团结。非洲人国民大会机关刊物“塞查巴”说，用“黑人”称呼所有被政府列为“非白种人”者，是一个新事物。
“阿扎尼亚”是“黑人觉醒运动”给这个国家起的名称。它是60年代从泛非主义者大会那里继承来的，渊源不大清楚。它是古老英国地图上一个野蛮人的国度呢，还是给东非一个奴隶国家起的名字？伊夫林·沃在《黑色恶作剧》一书中，把想象中的非洲国家叫做阿扎尼亚。非洲人国民大会拒绝这个名称。
70年代初，罢工浪潮席卷纳塔尔，也发生在德兰士瓦的工矿企业。新的战斗精神传播起来，一个重要的进步是工人们懂得了组织者们是多么容易受逮捕。因此这些罢工找不到谁是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