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续了500多年的葡萄牙殖民主义垮台了，这对南非黑人是莫大的鼓舞。莫桑比克在1975年6月25日独立时，莫桑比克解放阵线领导人萨莫拉·马谢尔主席欢迎奥利弗·坦博，称他为同志和战友。津巴布韦的解放斗争也得到很大推动，因为莫桑比克能为罗伯特·穆加贝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游击队提供基地。
但在南非，欢欣鼓舞的黑人很快被镇压，当局根据“恐怖主义法”拘留了77人。这些人包括“黑人觉醒运动”的领导人，他们正筹划举行庆祝会来表达和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的团结；还包括那些被怀疑给非洲人国民大会募集会员的男人和妇女们。
出乎意料，温妮·曼德拉的禁令到期了，却没有再延长。12年中她第一次能自由离开约翰内斯堡去参加集会，并在会上讲话。她和人们一起要求释放那被捕的77人，并向人们述说她自己前几年在“恐怖主义法”的罪名之下所遭受的苦难。她说，这“意味着彻底摧毁一切形式的对这个极权国家的反对，一种为了摧毁一切个人自由精神的打击方法，一种野蛮的心理学的方法使那些敢于和这场斗争站到一起的人们失去个性。”
她到德班去，那里有一位老朋友法蒂玛·米尔，是纳塔尔大学的社会学讲师。由非洲人、印度人和“有色人”的各个团体组成的“黑人妇女联合会”在那里正日益壮大。温妮在一次对“妇女联合会”的讲话中说：“我认为没有哪个国家的妇女象在这个国家里那样惨遭剥削。”“黑人妇女必须忍受各种法令。面临这种情况，一点地位也没有……丈夫的死亡意味着家庭的自动丧失。没有任何权利，就和一个孩子一样。”
在为全体黑人事业的斗争中，妇女们起到杰出的作用；人们希望她们建设这个国家，可她们处于“最绝望的处境中，在一个充满种族仇恨的社会中养育儿女。”
在一系列讲话和对新闻界的谈话中，温妮谈到黑人青年愤怒方兴未艾的问题。她警告说，他们遭受拘留和单独监禁的野蛮行为，将对这个国家产生“痛苦后果”；而“班图教育法”坚持让黑人儿童学阿非利堪语，并不能实现它“逐步灌输主仆关系”的意图。她还说：“非洲人有句谚语，大意是说，垂死的马爱踢。这个国家在垂死的阿非里卡人国民党这匹马最后挣扎时，还将会遭受痛苦。”
1976年6月16日，从一大早开始，大群情绪激昂的中小学生在索韦托集会，抗议强迫用阿非里堪语授课。警察来阻挡他们，开枪打死赫克托·彼得森（13岁）和其他男女学生。当孩子们用棍子和石块还击时，警察乱开枪，使伤亡数字迅速增加。两个白人被石块打死。有作战装备的警察和军队大批开进黑人城镇。
警察屠杀黑人在南非历史上不断发生，但从来没有听说有这样骇人听闻的事情：一支现代化武装部队对中小学生采取行动。随着死伤人数的增加，骚乱席卷全国，代表白人统治的建筑物被大批破坏。不顾一切后果与警察对抗和辱骂军人的黑人青年便是“班图教育”的产物，而“班图教育”乃是维沃尔德博士设想的使黑人青年忍受奴役状态的制度。
学生们向黑人家长联合会紧急呼吁帮助失去亲人的家庭。温妮·曼德拉是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受人尊敬的神学家马纳斯·布特莱齐博士、基督教青年会主席帕卡西夫人和一位索韦托社区领袖恩塔托·莫特拉纳也是它的领导人。他们找来医生帮助莫特拉纳辨认尸体，找殡仪馆的人捐赠棺材，找出租汽车送人参加追悼会。黑人家长联合会不但成为索韦托社区心情纷乱的家长们的代言人，也成为学生的代言人。这些学生们虽然完全可以替自己讲话，却不想和当局见面。
温妮·曼德拉在一个公众抗议大会上说：“我们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珍视自己追求的目标。我们不会请求得到多数人统治；这是我们的权利，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它。我们知道我们前面的道路很艰难，但是我们将为正义战斗到底。”不出几周，许多男人、女人和学生根据“国内安全条例”，即改头换面的“镇压共产主义条例”被拘留，温妮也在其中。他们被拘留在约翰内斯堡福特监狱5个月。
数万名黑人学生罢课，教师们辞职，家长们也加入待在家中抗议的罢工行动中，暴动仍在继续。正如政府一个调查委员会所说，那是一次“炮火的洗礼”，青年们失去了对暴力的恐惧。这个1000页的调查报告等于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严重指控，因为它引起对白人的“仇恨”，它记录了人们对分别发展、集体居住、特别是流入控制和通行证法的强烈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