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个月中有记录的死亡数字约为600人，但据说，实际将近1000人——除2人外都是黑人，而大部分是被警察枪杀的中小学生。约有4000人受伤；成千上万的人突然被拘留起来，有的在单独监禁中度过5年，有的永远不会再见到他们的家长。千百人设法越过边境去北方，寻求军事训练或期望得到真正的教育。
在罗本岛，6月16日气候恶劣，又湿又冷。曼德拉和其他采海藻的人，强烈反对在这种环境里工作。看守们指控他们不认真工作。那天下午，他们又冷又脏地采海藻回来时，发现淋浴的热水已没有了。他们猜想外面发生了什么重要事。但只是到后来他们才知道，索韦托的孩子们已经和温妮·曼德拉所说，“起来为他们的长辈而进行战斗”。
因参加这次暴动而被定罪的学生，不久就在罗本岛上占据了一个公用区。就象纳米比亚人和根据“恐怖主义法”判刑的人那样，对他们必须进行隔离，以免受到曼德拉、西苏鲁和其他公认的领导人的影响。至少有9名学生年纪不到18岁。
在罗本岛，犯人可以议论这件事，但仍然禁止在探视或写信时提到这些。这时候曼德拉写信给他的妻子，叙说有一棵番茄，他在园子里不当心给弄伤了，现在特别照料着。他描述这株植物多么漂亮，它是怎样长了又长，他是如何喜欢它，而当它死后，他怎样从土里把它拔出来，把根洗干净，回想那生命在过去是什么样子。温妮理解这是比喻一个儿童在南非环境里成长的情形——做为父母，你把一切能给的都给了他，把那个生命养育成少年，然后他却被杀害了——他的感情与那些家长在千百个儿童遭到扫射时感情一样。她解释说，“如果他照直说那件事，我就收不到那封信了。”
对友谊的回忆和对他们被捕前事情的回忆，是每天生活的重要部分。人们缅怀往事，彼此互相提醒，他们分享着自己信件中的新闻；他们有时悲悼亡友。好几个40年代以来的朋友去世了：优素福·达杜和迈克尔·斯科特，布拉姆·费舍尔和莉莲·恩戈伊。费舍尔被判无期徒刑，在比勒陀利亚中央监狱服第10年刑期时，在1975年5月死于癌症。葬礼之后当局仍要求把他的骨灰送到牢房。“泛非主义者大会”的领导人罗伯特·索布克韦也死于癌症，刚刚50岁出头。经过多年的监禁，与非洲人国民大会有歧见的索布克韦已经与曼德拉和解。从罗本岛释放以后，他住在金伯利，但一直遭受软禁。
在审讯被拘留者时，酷刑和杀害已司空见惯，这在斯蒂夫·比科生命中最后的日子中暴露无遗。他在伊丽莎白港警察总部经3周的审讯后，赤身露体几乎不省人事地被装上一辆越野汽车，行驶700英里送到比勒陀利亚监狱，第二天（1977年9月12日）他在那里去世。他的亲密朋友马佩特拉·莫哈皮也是在拘留中死去，而一个印度人青年艾哈迈德·蒂莫尔在约翰内斯堡从保安警察总部10层楼跌下摔死。南非警察和国家安全局也在国外对付反对势力。一名“南非学生组织”的领导人亚伯拉罕·蒂罗是被邮包炸弹炸死的几名积极分子的第一个，他当时在博茨瓦纳。
到1977年10月，尚未被捕的“黑人觉醒运动”的所有领导人和组织者实际都已被拘留。所有的团体，包括文化、工会和自助组织都被取缔，一起被取缔的还有两家黑人办的报纸。同时遭到软禁的也有白人同情者，如基督教协会阿非里卡人会长拜尔斯·诺迪牧师。
索韦托的10人委员会主席莫特拉纳博士的被拘留，进一步证实政府绝不容忍真正的非洲人组织者或领导人。这个委员会代表了当时城镇黑人所作最积极的努力，对政府政策和政府委派人员提出变通的建议。那些雇用人员为人们所不齿，无论在城市地区还是在班图斯坦都被视为走狗和傀儡。莫特拉纳最初是在黑尔堡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积极分子，并参加了1952年的“蔑视运动”，后来他成了一位受人尊敬的社区代言人。政府把煽动1976年6月暴动的罪名加到他和温妮·曼德拉身上，当然这大大提高了他的声望。在随后的审判中，他和温妮不但反驳了政府的证据，还打赢了这场6000兰特的诽谤罪官司。
但是政府给温妮·曼德拉预备了一种更残酷的非常特殊的处罚方式。1977年5月16日一大早，20名穿着迷彩服的警察来到她在索韦托的住所，命令她收拾东西。她将被流放7年，政府害怕她对学生的影响。此外，她和曼德拉知道，这次粗暴而专横地把她从唯一的家赶走，是发生在安德鲁·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准备访问索韦托之前仅仅1个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