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开车送她和17岁的津姬向西南行驶300英里，来到位于奥兰治自由邦低湿平地的名为布兰德福特的小乡村，把母女二人放在灰尘弥漫的802号门牌的房前。这是政府能找到的对她最生疏的环境：这里有阿非里卡人政治和文化的精髓。曼德拉一家却对当地语言一窍不通。
被称为主要道路的“福尔特雷克大街”把供2000名白人使用的各项生活福利设施连结起来教堂、一家标准银行、一家巴克莱银行、一家邮局、两个旅馆、一个超级市场、一家报纸杂志商店和一个加油站、一个火车站和一个阿非利堪语学校。一条崎岖的小路，路旁是班图人管理处，通往名叫“帕塔卡勒”的黑人居住区，“帕塔卡勒”是“小心对付”的意思，一个记者说，它特别适于新来者。在这里，供3000名黑人使用的生活福利设施是一家班图人商店和一个啤酒馆——足够供被仅称为“劳力单位”的黑人维持生活的了。
温妮把那3个水泥房子叫做“我的牢房”：没有天花板，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一个屋外厕所是摆便桶的。这个房子是一个与其他所有人一样的住处，除了她的住处满是瓦砾。她被命令从家里带来的家具无法通过狭窄的房门，只好又送回奥兰多。
她不但被限制待在布兰德福特，而且夜里被禁止外出，整个周末和公共假日也是如此。禁止接见来客；离家外出时，禁止每次和一个以上的人在一起。普林斯卢军士，一个脸色阴沉的人，一直在外面警戒，坐在汽车里监视着，温妮外出时就跟踪她。如他所说，“执行我的任务”；按一个美国观察家所说，是“献身于搅乱她的生活”。
如果政府以为，把曼德拉的妻子流放到充满敌意的白人和没有文化的黑人中间，她即使不毁灭也该被征服。但这种意图却打错了算盘。当这位老练漂亮的黑人妇女大步迈进超级市场、邮政局和银行时，布兰德福特吵成一片：这些是黑人不敢进白人禁地的；外面小窗户前黑人在排着队等待服务。当温妮和津姬不但进入那个“时装”店，而且进而试服装时，发生了争吵，叫来了警察。在温妮看来，白人的行为显示了他们心理的恐惧；阿非里卡人过去曾退缩到他们的防御车阵中去把自己困在里边。她认为这很可悲。
镇上她的邻居们得到警告，不许和这个“危险的共产党”交往，但是他们逐渐有了勇气；他们不能长期抵制她的热情和慷慨。看到他们被剥夺得精光——贫穷、挨饿和卑躬屈膝——她感到震惊，开始想用什么办法帮助他们。
但是无处不在的普林斯卢军士不久把她带到布隆方丹法院。温妮曾去一个邻居那里打听到什么地方买煤。这时，有个男人从那里经过带着一只刚买的鸡。温妮又询问鸡的价钱。检举人在起诉中称这构成3人“集会”，因此违反了对她的禁令，并进而斥责她炫耀非洲人国民大会旗帜：她穿一件黑、绿、黄三色的衣服。温妮反驳说：“在留给我的有限的自由中，我还有选择穿服装的权利。”地方法官判她有罪，给她缓期服刑的判决。在法院外面，人们向她欢呼。
南非报纸禁止引述遭禁令者的言论。但是一个《纽约时报》的记者让她谈出自己的看法。她说“这个国家的统治者真是疯了。我是说在其他哪个国家会把鸡的价钱当作证据？”经过上诉，原判予以驳回，温妮被判无罪。
不久，她又回到法院，被控接待来访者。这时，一次曼德拉写信说：“我会想着你的，特别是当你被带到被告席上时，当你听着政府证词中种种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说法时。我坚决支持你，我深知，你经受磨难是因你对孩子们和我以及对我们大家庭的热爱和忠诚。这是不断增长的爱和忠诚……”①
温妮觉得很可笑，政府会为这种案件花费这么多力气和金钱，而令她惊讶的是人们如此气量偏狭和感觉迟钝。但是使她深为愤怒的是这些对津姬的影响。当她有机会与丈夫谈起这种忧虑时，他表示了同样的愤怒。普林斯卢不断暗中监视，他把从索韦托来看津姬的朋友逮捕了，加之布兰德福特生活的压力和困苦，使津姬得了严重的抑郁症；在最严重的时候，她去看精神病医生，不得不放弃学业。只有在她父亲把这个问题提到最高法院之后，她接见来客的权利才被承认。温妮不能提出这个申请，因为根据南非法律，黑人妇女没有这种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