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开始，曼德拉和他的同志们就对他们的辩护人明确表示，他们对这个审判的法律方面不感兴趣，而要将它作为一场政治斗争。他们决心骄傲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在敌人面前表现轻蔑。他们准备承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参加了使政府倒台为目的的政治运动；他们不同程度地了解或参与了军事和半军事性行动。如破坏活动的准备工作。他们都欢迎有这样的机会，利用法庭作讲坛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澄清他们对南非的主要政治问题所持的立场。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会泄露有关他们组织的情况，也不会透露有可能危及他人的情况。
实际上，政府诉讼的中心问题是破坏活动。除事件的数字之外，对此不仅不可能辩驳，而且被告也不打算否认。
当局对此不满意，又找来公然撒谎的证人。在173个证人中，尤塔对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这样介绍的：这个人作证时不准旁听，因为他面临“生命的危险”。尤塔补充说，他不反对新闻界在场，只要他们不辨认这个人，只称他为“x先生”。
“x”是布鲁诺·姆托罗，他曾是纳塔尔地区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和工会会员。他走到法庭，一群白人保安警察陪着他，把他当作英雄。人们承认在严刑拷打和长期禁闭之下会有人垮下来；但是不可理解的是姆托罗在没有受到这种折磨的情况下，竟然故意牵连别人而且捏造证据。辩护团发现，姆托罗确实曾经为民族之矛进行过破坏活动，但是他的同志们不了解，他曾经三次犯偷窃和欺诈罪。他在提供有关曼德拉的证词时，把事实和虚构混在一起，开始描述曼德拉访问回国之后在纳塔尔地区指挥部所作的报告。
他虚构说曼德拉是共产党员。乔夫这样描述曼德拉的对策：
纳尔逊指示我们参加这个问题的讨论，并对姆托罗进行法庭反诘问。他告诉我们可以承认他在地区指挥部会议上讲过话，但我们应该否认他所提过的任何有关共产党的事情，否认他和民族之矛的成员是共产党员。我们向纳尔逊指出，这样进行反诘问就等于承认有罪；承认参加过那次会议，就会在几乎所有被指控方面被判有罪。事实上我们这样做就是在他的死刑书上签字。他泰然自若，他从没有参加过共产党，他不准备听任X先生提供伪证。
曼德拉说，既然民族之矛在接受审判，既然他是它的领导人，他不愿通过法律的细微差别而解脱自己。如果宣判他无罪，而他的同志们和追随者被判有罪，他将深感不安。他在道义上不感到有罪，因除了诉诸暴力外没有别的选择。他唯一感到后悔的是他们的计划遭受夭折。
在1963年炎热的夏季之后，政府的诉讼逐步展开，尤塔提到在利沃尼亚查获的几百份文件，包括标有警察局、班图政府办公处、发电站、铁路线和非洲人警察住址记号的地图。尤塔经常引用的一个文件叫做“马伊布耶行动”计划。它概述了游击战和外国干预问题。布拉姆·费舍尔把它描绘成“一个完全不现实的、出自一些幼稚和冒险的想象的计划。”它在曼德拉被捕后出现，因此曼德拉对此一无所知。但有关曼德拉访问旅程中日记却在利沃尼亚被查获。他以为已经被毁掉，实际却没有。这是典型的忽视安全。
随着证据积累的增多，被告的情绪开始波动，但是曼德拉却没有这样。他仍在团结和鼓舞大家。他们在一起嘲笑警察，特别是把斯汪波尔作为笑料。这是一个长着浓密的红发的人，穿着运动上衣和法兰绒长裤。他们和律师商讨问题时，他总徘徊在接待室门前，一副沮丧相。因房间里安了窃听器，他们用互相写条子来讨论重要问题。有一次，伯恩斯坦递给乔夫一个条子，说他、姆拉巴和卡特拉答想争辩他们无罪——虽然他们政治上活跃，但是从没有卷入过民族之矛。乔夫看完后在一个烟灰缸上烧这个条子，被斯旺波尔从走廊瞧见。曼德拉迅速写了一个条子：“斯旺波尔是不是一个漂亮的家伙？”又向乔夫使眼色，并很小心地把条子递给他。乔夫认真地看看，把它揉起来。当乔夫正掏出火柴时，斯旺波尔快步跑过来抓住条子。他一边往门外走，一边说：“嘿，老兄，咱们得小心监狱失火。”看完条子，他一脸怒气，走了。曼德拉说，现在他们会让我们安静一会了。
每当辩护人推翻一个证人的证词，警察就向被告的家属报复。西苏鲁的儿子，虽然不到16岁，也按通行证法被抓了起来。埃利亚斯·莫索莱迪的妻子卡罗琳，按90天拘留法被抓，丢下7个孩子，而辩护律师却无力帮助她。法官认为这个事件与此案无关；她被关了113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