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服刑期满的政治犯还可以立刻重新逮捕；一项针对罗伯特·索布克韦的法令就是如此。索布克韦在服完3年刑期后，又被被捕拘禁到罗本岛，单独关押在一所小房子里。
对这些强化警察国家的法律，一直坚决提出反对意见的是一位议员——海伦·苏兹曼。她是白人中为一个更人道的社会而努力的人士的代表。这些人中有律师、教士、工会活动家和学者。参加过破坏活动的一些白人和一两个有色人，很快也遭到围捕和90天的关押，有些人逃离南非。
沃尔特·西苏鲁不断地被骚扰。1962年他被捕6次，后来又被判6年监禁，理由是推进达到非洲人国民大会目标的活动和鼓动1961年的“待在家里”罢工。他被交保释放，等待上诉。1963年4月20日，他转入地下。两个月后，他的妻子阿伯蒂娜按90天拘留法被捕。
7月12日，保安警察进行了一次最惊人的突然袭击：西苏鲁和另外8个人在约翰内斯堡郊外利沃尼亚一所房子里被捕。曼德拉在从事地下活动期间曾住过这所房子。据说，警察曾威逼和收买一个按90天拘留法被关押的人，是他提供的情报。但是可以肯定，利沃尼亚这个政治集体中的某些人对他们的安全过于自信，在隐蔽时，他们在一个不现实的“地下”世界中活动。尽管总把政府称为“法西斯”，但他们没有以应有的警惕对待它，这个失误将继续削弱解放运动。一大批可以作为罪证的文件被警察发现。后来又有3人被逮捕。
6个被捕的白人中，有两个从拘留所逃跑，另一个在压力之下同意出庭作证，后来逃离南非。第4个因证据不足，很快被释放。剩下的两个人中，一个是莱昂内尔·伯恩斯坦，他是一个设计师，是叛国罪审判的被告之一。另一个是丹尼斯·戈德伯格，工程师，来自开普敦。
在被捕的非洲人之中，戈文·姆贝基和雷蒙德·姆拉巴来自东开普敦，埃利亚斯·莫索莱迪和安德鲁·姆兰盖尼与西苏鲁一样来自特兰斯凯。艾哈迈德·卡塔拉答是其中唯一的印度人，他从学生时代起就很活沃。他们全部按90天拘留法被关押起来，毫无音讯，与家人和律师失去了联系。他们被单独关押期间，警察忙于审问和调查。显然警察没敢虐待这些领导人，但是，莫索莱迪和姆兰盖尼还是受到折磨。
曼德拉突然从罗本岛转回到比勒陀利亚监狱。没法得知外界的任何消息，他只能猜测将会发生的事情。
在监狱里，所有的人都按种族关在各自隔离区内，但每晚都有一个相互交流的机会：狱卒的喊叫在傍晚停下来之后，歌声开始在牢房中回荡，非洲人高唱起传统的民歌和自由之歌。在熄灯前歌声逐渐消失。在寂静中，有人高喊一声“权力”——曼德拉的声音？可能吗？一个白人被拘留者惊讶地想。四周立即响起了应答：“属于人民！”
利沃尼亚案被拘留者的家属请了律师，盼望到时候能对他们进行公开审判。布拉姆·费舍尔（英国王室法律顾问）和沃农·伯朗基率领这个律师团，他们曾在叛国罪审判的辩护中起了重要作用。另外还有两名年轻律师——阿瑟·查斯卡尔森和乔治·比佐斯，他们后来为很多政治审判进行辩护。乔尔·乔夫担任被告代理人。
从一开始，处理这个案子就很棘手。政府公开宣布被捕者有罪。但是辩护团没有办法弄清到底谁将被起诉，也不知道指控的罪名。审判开庭的前一天，公诉人波西·尤塔博士告诉辩护团，到比勒陀利亚监狱，他们就能知道谁是他们的委托人。
在监狱的一间接待室，费舍尔、查斯卡尔森、比佐斯和乔夫见到了在利沃尼亚被捕者。随着前行的脚步声，曼德拉出现在他们的面前，看守跟着他既震惊又欣喜，囚犯和律师们围在一起。曼德拉和西苏鲁紧紧拥抱。大家接连与曼德拉握手。费舍尔把曼德拉介绍给查斯卡尔森和乔夫。他们吃惊地发现，曼德拉体重几乎下降了40磅，囚犯的制服短裤和衬衣显得很肥大，他的脸显出不健康的黄色。但是他的举止仍然是骄傲的，他们发现他的笑声和以前一样自信，他依然平和而轻松。
在磋商的过程中。乔夫发现曼德拉自然成为他们当中的领导者，然而他从不下命令。他总是平静地商讨、争论，最后听取他同事们的意见。他的气度甚至感染了监狱工作人员，他们对待他虽说不上尊敬，但好象认识到他是一个“大人物”。这并没有减少他们对他主张的仇恨，但包含着对这个“卡菲尔人”①的一种畏惧。有一次，当他向一个白人看守提出抱怨时，得到的反驳是：“你们当政时，对我们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