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提醒法庭记住，暴力已成为南非政治舞台上的特征：“在城镇地区，已经出现了一些小组，他们自发地制定计划进行暴力形式的政治斗争。如果不加以适当的引导，会面临这样一种危险，这些小组可能对非洲人采取恐怖行动，也会对白人这样做。”特别引起不安的是农村地区出现的那种暴力，“这种暴力越来越成为他们内部的冲突并不是和政府的斗争。虽然和政府的斗争是引起暴力的原因。这种内部冲突，除了造成伤亡和仇恨之外，别无所获。”
因此，在1961年6月初，他和其他同事开始筹划成立民族之矛。
他申明，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民族之矛有区别，前者永远保持群众政治组织的性质。至于民族之矛，它的创建者感到，这个国家正在陷入黑人和白人相互斗争的内战，在制定计划时必须考虑这种前景。“我们需要一个灵活的、能根据形势的需要而随相应变的计划。首先是，这个计划必须承认内战是最后一着，把对这个问题的决定放到将来。我们不想被投入内战，如果内战变得不可避免，我们打算做好准备。”在四种可能的暴力斗争形式中，选择了破坏，并在作出其他决定之前要尽量采取这种方式。
在第一批破坏行动以后，白人没有作出变革的反应。他们退回到“牛车阵”①之中，这是南非白人的特点。
与此相反，非洲人的反应是欢欣鼓舞。突然又看到了希望。事情在变化，城镇里的人们着急听政治方面的新闻。起初的胜利唤起了极大的热情，人们开始猜测什么时候得到自由。
我们民族之矛的人对白人的反应感到忧虑。界线已分明。白人和黑人已在形成不同的阵营，避免内战的前景更加暗淡。白人报纸发表文章说从事破坏活动会被处以死刑。如果这样，怎么能使非洲人避免恐怖主义的行动呢？
他说到几十名非洲人由于种族冲突而丧生。这个国家还能承受多少次沙佩维尔惨案不使暴力和恐怖主义提上议事日程呢？
经验告诉我们，起义会给政府提供机会对我们的人民进行无限制的随意杀戮。可是，正好由于南非的土地已经渗透了无辜的非洲人的鲜血，因此，我们感到有责任为使用武力进行长期斗争做好准备，可以在武力面前保护我们自己。假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希望战争对我们人民最有利的条件进行。而我们的前景最有利的是游击战争。它对双方人员伤亡的危险最少。因此，我们决定，在我们为未来所做的准备时，要为也许发生的游击战争做好准备。
所有的白人都接受强制性军事训练，但不向非洲人提供这种训练。我们认为，重要的任务是建立一个经过训练的核心力量，为开展游击战争提供必要的领导力量。我们必须为这样的形势做好准备，以免为时太晚，准备不好。同样必要的是建立一支经过训练的文职管理人员和其他专业人员的骨干队伍，使非洲人能有充分的准备，在条件允许时参与这个国家的政府。
他叙述了自己的非洲之行，他对战争艺术的研究和他所接受的训练课程。法庭上有他对这些事情所做的几本笔记，这是在利沃尼亚得到的。
对姆托罗的证词中一些部分进行反驳以后，他谈到政府的另一个论断，即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共产党有共同的宗旨和目标。
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宗旨一贯是非洲民族主义。它的概念不是叫喊“把白人赶下海去”那种非洲民族主义。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张的非洲民族主义是为了实现非洲人在自己土地上的自由和自我完善。
非洲人国民大会所通过的最重要的政治文件是“自由宪章”。并不是社会主义的蓝图。它号召重新分配财富，并不是土地国有化；它规定矿山、银行和垄断企业国有化，因为目前大垄断资本只让一个种族占有。假若对它们不实行国有化，就算政治权力扩大到白人之外，种族统治将会延续下去。在所有的金矿让欧洲人的公司占有的情况下，废除“黄金法”对非洲人的禁律只不过是作个姿态而已。在这方面，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和国民党过去的政策是一样的。许多年里，国民党把金矿国有化作为它纲领的一部分，因为那时金矿控制在外国资本手里。根据自由宪章，国有化是在私人企业经济的基础上实行的。实现自由宪章会给非洲人的各个阶级，包括中产阶级的繁荣开辟新的天地。以我所知，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其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没有鼓吹对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进行革命性的变革，也没有谴责过资本主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