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王室法律顾问布拉姆·费舍尔主持辩护：承认政府证词中一些部分，但是同样重要的是，有些部分要否认。他说，最重要的是，在承认民族之矛策划了破坏活动的同时，辩护人将否认制定过一个开展游击战的计划。
“这一点要否认吗？”法官问。
“是要否认！”费舍尔回答，“证据表明，在进行游击战争准备工作时，并没有制定任何计划，而且在整个过程中都希望避免采取这一步。”然后他补充说，“阁下！辩护将以第一号被告宣读一份声明开始，他本人参予了民族之矛的建立。”
“阁下！”尤塔站起来丧气地喊了一声，请求法官提醒被告，他从被告席上发言，还不如接受法庭盘问。
“我认为，尤塔博士，”法官回答，“被告的辩护人有足够的经验对他的委托人提出建议，而无需你的帮助。”
一向彬彬有礼的费舍尔对法官表示赞赏。他告诉尤塔：“我们和我们的委托人都知道刑法的条款。”然后继续说，“我请纳尔逊·曼德拉发言。”
曼德拉慢慢站起来，整了整他的眼镜，然后平静地、不慌不忙地开始宣读：
阁下，我是第一号被告。我具有文学士学位，曾与奥利弗·坦博一起在约翰内斯堡从事过几年律师业务。首先我想说，政府起诉中说的南非的斗争是受外国人或共产党人的影响，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我过去所做的一切，都是作为我人民的一员和他们的领导人，都是出于我自己在南非的经历和我为之骄傲的非洲人的背景，而不是因外面的人可能说什么……
我（年轻时）曾希望，生活能给予我机会让我为我的人民服务，为他们争取自由的斗争做出微薄的贡献。这是我从事与本案对我的指控有关的那些活动的推动力。
说到此，我必须立刻并且详尽地谈谈暴力问题。法庭所提到的事情有些属实，有些却不属实。不管怎样，我不否认我策划了破坏活动。我这样做不是轻举妄动，也不是因为我喜欢暴力。我制订的计划是对政治形势行进了冷静而认真的分析估计的。这种形势产生于白人对我们人民多年的暴政、剥削和压迫。
我毫不犹豫地承认，我是民族之矛的创始人之一。在1962年8月我被捕之前，曾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
他接着阐述了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民族之矛的关系，纠正了官方的证词并描绘了政府所施行的暴力。政府的暴力最终导致1961年决定以暴力回答暴力。“但是我们采取的暴力行动并非恐怖主义。我们这些组成民族之矛的人都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我们都有非洲人国民大会非暴力的传统，把谈判视为解决政治争端的手段。”
他简单谈到1912年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立，以及在长期斗争中所奉行的非暴力政策。
但是白人政府一直不为所动。非洲人的权利不是增加却是减少了。我的领导人卢图利酋长，1952年成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后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曾说过，“谁能否认，30年来我一直在徒劳地、耐心地、温和地、有节制地叩打一个关闭的、紧锁的门？温和态度的结果是什么呢？过去30年来人们看到的，是大量的用来限制我们的权利和发展的法律，致使我们今天处于几乎无权的地步。”
曼德拉接着叙述了1952年的“蔑视运动”，所通过的更加苛刻的法律没能阻止抗议，在叛国罪审判中他们的所有罪名都被一一推翻了，“其中包括非洲人国民大会企图建立一个共产党国家的罪名。”
政府总是企图给它的对手贴上共产主义的标签，就象在这次审判中一样。但是非洲人国民大会从来就不是共产主义者的组织。在沙佩维尔枪杀惨案以后，非洲人国民大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时，曼德拉和他的同事们决定违抗这个法令。他毫不怀疑，任何一个自尊的白人政治组织，如果被一个在其中没有发言权的政府宣布为非法，它就不会自行解散。
他谈到人民的情绪，他们很长一段时间里已经谈论暴力反抗，谈论有一天他们会与白人战斗夺回自己的祖国。
我们，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一直劝说他们避免暴力而采取和平手段。当我们的一些人在1961年5月和6月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不能否认，通过非暴力手段实现非种族主义国家的政策一无所获。我们的追随者开始对这个政策失去信心，正在产生采取恐怖主义行动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