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开始五个月后，1964年2月29日，当局结束诉讼。辩护团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准备。他们力量不足但任务艰巨：分析几百份文件和陈述，采访全国各地的证人，并且要得到每一个被告和陈述。困难的增加不仅由于谈话被窃听而拖延了他们的工作，而且还由于新的接待室很不方便，不象以前那样随便坐在一起。现在被告与律师们被一个高台子所隔开，上面有铁栏杆，高台两边各有5个固定在水泥地上的凳子。
律师们在监狱长奥卡姆普上校的带领下来到高台的一边。在对面，曼德拉和另外4个人坐在凳子上，其他4个人不得不在后面站着。曼德拉有礼貌地微笑着，问道：“先生们，今天有什么，巧克力还是香草糖？”他的嘲笑使上校恼火。辩护律师们提出，在这样不舒服的接待室无法进行令人满意的磋商，但抗议无人理会。他们要求允许在监狱两小时午饭期间与被告交谈，也被拒绝：曼德拉和西苏鲁是罪犯，绝不会允许他们吃三明治。
布拉姆·费舍尔告诉曼德拉等人，他们必须成功地证明对游击战问题从来没有作出决定，确定的政策一直是在破坏行动中不得伤害性命。他补充说，“我必须坦率地说，即使我们成功了，法官也可能强加给死刑。”乔夫知道费舍尔多么不愿意谈论这个可能性。莫莉·费舍尔曾经告诉乔夫，她夜里怎样一次又一次听到她丈夫在睡梦中呼喊，“我们必须救他们！”乔夫也梦见过他们走上断头台，醒后惊出一身冷汗。
辩护团在曼德拉和其他人是否应该作证问题上发生分歧。乔夫特别反对他们在法庭上受盘问——他一向敬仰和崇拜这些人，不能让尤塔那样的人讥讽他们。但是乔治·比佐斯坚持，除非他们能提供证词并使法官相信，他们从未决定进行游击战，否则将是死刑。另外，他感觉，法官在听到他们在证人席上的发言后，就更难把他们送上绞刑架。费舍尔不否定任何一方的意见，他要问被告的态度。
西苏鲁说他们当然不害怕尤塔的盘问，姆贝基认为他们的论辩是强有力的。曼德拉对乔夫说，“我想，乔尔，作为一个律师我能理解你的观点。你关心的是拯救我们的生命，对此我们也很关心，但这是第二位的考虑。我们首先关心的是奉行我们的政治信仰。我们在为自由和尊严进行斗争，象以前我们曾说过的，重要的是怎样做在政治上正确。终究，我们必须讲明真理。”他征求其他人的意见，他们也一致赞同。
“那么就这样定了。”费舍尔说，并递给曼德拉一个条子。比佐斯传给其他被告同样的条子。上面写着：如果曼德拉想按自己的方式发表一个响亮而明确的政治声明，唯一的办法是从被告席上。他写的答复是，他想接受法庭盘问。他感到很难忍受尤塔嘲讽非洲人民“所谓的”苦难，以及把非洲人国民大会污蔑为受到共产党的控制。但是其他人同意辩护团的意见：曼德拉应当从被告席上强有力地陈述他们的立场，然后其他被告将对付法庭辩论。经过多次条子争论，曼德拉勉强同意。
然后乔夫递给他一个条子，曼德拉看时露齿一笑。条子说，这个决定必须保密，因此他们要装作他正准备提供证词，这样可方便供给他文件。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是使监狱当局忙个不停，更不要说尤塔。“顺便说一下”，曼德拉大声对乔夫说，“我需要叛国罪审判的档案，以准备我的证据”。他一面微笑着想象尤塔不得不刻苦钻研100本厚厚的档案，一面烧掉乔夫的条子。
乔夫开始不断往监狱里送标明给曼德拉的一本本文件和书籍。这些书包括经济学论文集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曼德拉很想看这本书。监狱当局把这本小说退给乔夫，并说明上司不许把共产主义的书籍送进监狱，有关战争的共产主义书籍，绝不能送。
在牢房里，曼德拉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一遍又一遍地撰写和修改他的声明。1964年4月20日，星期一，他和其他被告一起被一辆重兵押送的囚车送到正义宫法庭。在挤得满满的法庭里，温妮·曼德拉和他的婆婆坐在一起，老人是特地从特兰斯凯赶来的。庄重而又健壮的曼德拉老太太为她的儿子感到骄傲。温妮被允许出席审判会，却禁止她穿传统的部落服装，原因是这可能引起什么“事件”。陪伴她的是一位穿着滕布人服装的年轻亲友。尊贵的观察员们充分显示出自己的气派，他们在法庭的出现或因地位的重要，或因过程的缓慢而引起人们的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