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拉曾建议成立“社区学校”。如果这样有危险或不可能实现的话，那么每一座棚屋都应成为孩子们学习的场所。可是，非国大和少数志愿人员所建立的文化俱乐部很快就关门了：按照新法律，传播教育构成违法，可处罚款或监禁。另外，资金也总是缺乏。警察进入进行抵制的地方进行搜捕，可以预料这将引起人们纵火破坏，而同样可以预料这又会招致更多的警察袭击。
班图教育很快就扩展到高等学府。“非欧洲人在种族混合的大学里上学，”曼德拉说，“被视为政府种族隔离政策的灾星。这里的人们追求友谊和种族和睦……从而构成对种族隔离的直接威胁……”部落学院将被政府用来强化它的政治观念。他们所提供的教育为的不是“开发人民的创造潜力，而是要培养他们永久地做白人奴仆的大脑和心灵。”①
越来越多的禁令被不断炮制出来。曼德拉这样描绘禁令对人们所产生的后果：
在法律的名义下，我发现自己倍受控制，与我的亲朋好友相隔绝，与那些象我一样思考和行动的人相隔绝。我发现自己不论在何处都会受到警方保安支队人员的尾随。总之，我发现自己被当作罪犯——一个无罪的罪犯。我不能选择伙伴，不能陪伴别人，不能参加他们的活动，不能参加他们的组织……法律把我变成罪犯，不是因为我的所做所为，而是因为我的立场、我的思想和我的良知。
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最高层和第二层，然后是第三层领导均遭禁令的迫害。但非洲人国民大会仍在继续战斗。它坦率地承认一些失败，如没能阻止西部地区的迁移：说得过多，而认真的计划和组织行动少。由于会员费随着人民的普遍贫困程度加深而做了调整，大会从未得到足够的资金来维持它的自身组织，更不用说组织抗议和罢工了。
那些受禁令管制的人们被迫以隐蔽的方式进行工作。坦博注意到他们的不安，若被判刑会很重的。然而曼德拉镇定自若，他的智慧和勇气赶走了恐惧。“人民，”他说道，“越来越多地意识到不分种族、党派、宗教信仰和思想意识的全体民主力量团结极具必要性。”
一年的禁令已经到了，然而当局对卢图利酋长限制的也更严了。他被局限在偏远的农村老家里二年不许外出。这期间他身患重病长达数月，但身体刚恢复又加入到策划新抗议形式的秘密委员会当中去。
Z·K·马修斯教授刚刚结束了以访问教授的身份在纽约联盟神学院的工作。他在1953年开普省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年会上发言提出建立“人民大会”的主张：“我想，现在是否应由非洲人国民大会考虑举行一次由不分种族、肤色的全国人民代表参加的全国大会，起草一个未来民主南非的自由宪章。”卢图利认为这是1909年全国大会想做而没有做的事。这是一个创造性地设想国家未来、更加明确地阐述解放运动的目的和手段。
1955年，全国大会运动正式开展。好几个组织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一起建立了人民大会联盟。除印度人大会、南非工会大会外，还有新成立的有色人组织及民主人士大会。民主人士大会由几百人组成，他们代表南非一些白人的信仰，正如曼德拉对他们评价的那样：“他们准备把非洲人当作人并且当作平等的人来对待。为了在社会上得到政治权利和利益，他们准备与我们吃在一起、谈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南非工会大会是由8个非洲人工会、3个有色人工会及1个白人工会组成。在当局严格限制非洲人工会之后，南非工会大会的成立标志着非洲人工会的再次崛起。
西苏鲁路过以色列和伦敦之后，又访问了中国和苏联。此时他正在特兰斯凯和西斯凯地区发动群众，以争取他们对人民大会联盟的支持。
在城镇、农村和非洲人居住区，到处都在散发传单向人们发问：“如果你能制定法律的话……你将怎么办？你怎样着手把南非变成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各种族人民的乐园？”吕斯腾堡跨部落农民协会的回答很具有代表性：他们谴责班图教育、通行证法及班图权力法，要求提供更多的种植和蓄牧设施、在议会中有更直接的代表权以及享受平等教育的权利。
“足够”的工资、条件好些的住房和食品也是人们普遍提出的要求。这些要求被收集上来后，一个委员会起草了自由宪章。大会开会前曼德拉、西苏鲁等受禁令管制的成员都审阅了自由宪章的草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