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后，南非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警察搜查在凌晨开始了。大约1000多名警察搜查了几百人的住家和办公室，搜集所能被当作叛国罪、煽动共产主义罪或是触犯暴乱性集会法的证据的东西。
对曼德拉的禁令在1955年底到期。正好在这时特别支队闯进他的办公室，对他宣布新的禁令——这次是为期五年。他的朋友注意到：政治活动带来的压力和风险对他的婚姻产生了不利影响。一段时间内，伊弗林离开家到纳塔尔学习接生。他们的关系终于破裂。他尽可能地照顾他的三个孩子。
新总理J·G·斯揣敦正在谋求利用刑事诉讼和证据修正案、土著人管理修正案、土著城区修正案及集团住区再次修正案来扩张其警察国家。新法案象征着一个庞大官僚机构的低下效率，必须年复一年地修正立法，才能纠正错误和弥补漏洞。向边远地区放逐成了惩罚抵抗者的又一个新花招。
政府宣布从1956年开始，非洲妇女必须携带通行证——非洲人称它为“佛当得”（被人咒骂的）“当巴斯”。这个规定比任何法律都更加虐待非洲人。自1952年开始，16岁到18岁的男孩被要求携带通行证。正象1913年的奥兰治自治邦一样，妇女们起来反抗了。
许多妇女联盟的成员也是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的妻子。其他种族的妇女也加入到她们的抗议行列。其中有英国出生的社会和工会工作者海伦·约瑟夫。朝气蓬勃的妇女联盟主席利莲·恩戈伊这样解释她们斗争动力来源：“男人生来就要服从这个制度。他们携带通行证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每天早晨他们离开家门时，你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回来。我们对这种事非常非常担心。如果丈夫被捕了，妻子也被捕了，孩子怎么办？”
1955年10月，2000名来自各地的妇女聚集一处，向比勒陀利亚政府发出抗议。一年之后又有2万妇女来到这里。由于政府下令禁止在街上游行，她们三三两两地走向总理办公室。有些妇女穿着印有非洲人国民大会字样的上衣，有的穿着莎丽，有的妇女背着孩子或是提着装食品的篮子。她们喊完抗议口号后静静地站在联邦大厦的阶梯会场里。随着利莲·恩戈伊的一个手势，大家唱起为这次游行填上新词的《勇士之歌》：“斯揣敦，你碰一碰女人之际，是你撞在石上之时。”临解散之前，她们又高唱起《上帝赐福非洲》。
在人民大会联盟运动之后，警察搞了1000多次袭击，搜走了数不清的材料。这些材料中自然也包括曼德拉的撰稿。1956年12月5日凌晨，住在奥兰多的曼德拉被敲门声惊醒。全国各地很多男人和19名妇女也这样被敲醒。他们被逮捕并被指控犯有叛国罪。
第六章是叛国罪吗？
1956-1959年
在曼德拉、西苏鲁、坦博被警察押送到约翰内斯堡古老的福特监狱的同时，南非的军用飞机还从全国各地运来不同种族的男人和妇女，把他们也监禁在这座监狱里。这些被监禁的人当中有来自纳塔尔的卢图利酋长、奈克尔博士和伊斯梅尔·米尔，还有来自东开普的马修斯教授。除了少数领导人之外，156名被告中大部分人是司机、职员、工厂工人、劳工、教员和家庭妇女。
被捕者中还有过去一直忠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人，如创作了很多自由歌曲的作曲家坎农·詹姆斯·卡拉塔，德兰士瓦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报纸《新纪元》的编辑鲁思·弗斯特及她的律师丈夫乔·斯洛沃，还有利莲·恩戈伊和海伦·约瑟夫。这些囚犯来自南非社会的各个阶层：105名非洲人，23名白人，21名印度人，7名有色人。他们一来到监狱就被按“欧洲人”和“非欧洲人”隔离起来。
曼德拉和其他受禁令管制、被分别限制在各自地区的人们，现在被集中到两间大牢房里，能面对面地交谈。按卢图利的话说，是“无限期地”交谈。保尔·约瑟夫是在学生时代第一次见到曼德拉的，现在进一步了解了他，并对他的谦虚态度留下深刻印象。曼德拉讲话从来不伤人的自尊心。和他在一起不仅感到快乐，还会有一种安全感。他好象先从人们那里汲取力量，再将无穷的力量送还给人们。
一场“我们与领袖站在一起”的运动开展起来。里弗斯主教、亚历克斯·赫普尔议员及阿伦·佩顿（劳工和自由党派领导人）创立了“叛国罪审判辩护基金”。基督教行动领导人坎农·约翰·柯林斯在伦敦发起成立一个国际援助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