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许多次，曼德拉和坦博一天要处理7个案子种族隔离制度使其中许多案子成为政治案。他们也受理民事和离婚案。曼德拉进而指出：
“在法庭上，许多官员对我们以礼相待。但我们也常受到一些人的歧视，也有人对我们恨之入骨，形同水火。我们总能意识到：无论在法律上我们干得多么出色、多么准确无误、多么勤奋，我们也不会当上检察官或执法官，或审判官。我们意识到这一事实：作为辩护律师我们常与那些专业能力和成绩不比我们更高、但其优越地位却受到其白皮肤保护的官员们打交道。
曼德拉和坦博聘请过的律师中还有乔·斯洛沃和哈罗德·沃尔佩，二人都是曼德拉就读过的威特斯法学院的同学。他们也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上很活跃。（沃尔佩年轻时觉得曼德拉对人友好但不亲近，“一个心肠挺好的人”。）当曼德拉在低级法院出庭为他的委托人辩护时，如果他与执法官或警察直接发生对抗，他变得锋芒毕露。但他也不缺少幽默，一次他给一位被指控偷了“太太”衣服的非洲佣人辩护，他扫了一眼摆在那里作证据的衣服，拣起一双长统袜来当众展示，然后问那位“太太”：“这是你的吗？”“不是。”那女人回答。她实在是没脸承认是她的。这个案子也就由此告终。
1954年，德兰士瓦法律协会向最高法院请愿，要求剥夺曼德拉的律师资格，理由是他犯有领导蔑视运动的罪过，该行为“与一个体面的行业成员所应具有的行为标准不合”。一位出名的辩护律师、约翰内斯堡律师协会主席沃尔特·波洛克出庭为曼德拉伸张正义。最高法院认为他的行为属于个人权利，一个律师与他的人民一道为争取政治权利而斗争，这丝毫不失体面，即使他的行为触犯国家法律。法庭的判决站在曼德拉一边，法律协会被判罚赔偿金。
与此同时，非国大的工作继续进行。曼德拉不顾禁令的约束，在城镇里给学习小组讲课。到了1953年禁令期满的那一时刻，他和西苏鲁加入了特里弗·赫德尔斯顿神父的行列，在一家大电影院里发表演说，抗议强行驱逐索菲亚镇的居民。5万8千人在集团住区法的执行当中被从这个黑人郊区迁移。而这个地区是稀少的一个允许非洲人自由拥有土地的地区，他们在这里能购买土地。这是一个重要的社区。尽管这里有些部分拥挤不堪，并形成贫民窟，可这里不像别的城镇那样单调和死气沉沉。附近的白人郊区正向这里扩展，他们想夺走这块土地。
荷枪实弹的警察冲进这次合法的和平集会。西苏鲁和曼德拉让愤怒的听众安静下来，赫德尔斯顿则与警察争执起来，警察警告他少管闲事。在他的《没你的享受》一书中写道，那一天他领教到了“极权主义和暴政的凶恶气息”。这促使他下定决心：让真情公布于天下。听众严守秩序，叫骂和嘘声很快被歌声淹没了。
索菲亚镇的毁灭是骇人听闻的强迫迁移中的第一次。迁移带来了许多年过后仍无穷尽的深重灾难。在这片废墟上修建的白人郊区所起的名字“特莱欧弗”，包含了这样的意思。
1953年9月，又一次宣布禁令：曼德拉不仅在两年之内不得参加集会和不能离开约翰内斯堡，而且还被迫退出非国大和所有与其有联系的组织。这次同样不经过审讯，也没有提出任何指控。他本人不得不退出正在进行中的抗议西部地区迁移的活动，虽然作为律师他仍能为抵抗警方行动而出谋划策。
尽管他被禁止参加德兰士瓦的非国大年度会议，他还是能够与他的人民进行交流。为了做到这一点，德兰士瓦的执行主席宣读了他的主席发言。在发言中，曼德拉回顾了最近产生的能让政府“为镇压我们的运动使用最残暴、最无情的手段而制造条件”的立法。他还讲述了“全国行动委员会”所拟定的一项计划。这项计划制定出了新的斗争方式，以后称之为“M”计划。M即曼德拉名字的头一个字母。
既然在街道和其它公共场所举行会议变得越来越困难——大会必须得到准许才能在城镇和市区召开——曼德拉设计出建立基层组织的方法：在城镇里挨家挨户发动群众，动员人们在工厂、火车、公共汽车和家里集会。他告诫人们提防告密者和伪装的煽动分子，甚至混入大会成员中的警察，并且宣告：“在南非，和在世界上的其它地方一样，一场革命正在酝酿中。彻底粉碎压迫者的镣铐，是这个国家绝大多数人民的愿望、决心和迫切要求。”他引用尼赫鲁的话作为结束语：“你们能够看得到，‘自由之路无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