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固的阿非里卡人赞同政府“面临险境”时所具有的警惕性。而美国学者格温多伦·卡特教授和汤姆斯·卡里斯认为非洲人与白人之间的冲突与那道貌岸然的“叛国指控”程度之严重不分伯仲。但两星期之后的1956年12月19日，预审开始时的气氛却热闹非凡而并非庄严肃穆。很多人唱着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歌聚集在德里尔厅四周的街道上，审判将在德里尔厅进行。囚车里面的犯人也在高唱歌曲。大厅是一个四处通风的昔日殖民者的遗物，惊惶失措的警察与被告人、观众及记者挤成一团。开庭了，156名被告一排排地坐下，俨然是参加大会的代表团。法官刚一开口讲话，便发现麦克风出了毛病，什么也听不到。法官只得在一阵笑声之中宣布休庭。
转天又有了新花招，被告们被关在铁丝网笼子里。杰出的被告辩护律师们拒绝为遭到“野生动物一般待遇”的人们辩护。铁笼子被撤走了。但外面却传来了枪声：德里尔大厅外面的警察恐慌之际朝情绪尚平静的人群开了枪。22人被打伤。在这一触即发的时刻，约翰内斯堡主教和亚历克斯·赫普尔两位身材矮小的人走进气愤的人群中，让人们冷静一下。同时警察上校也愤怒地训斥他的部下。
由于一些被告被保释出来，每天曼德拉都要开车把他们的几个同伴从镇里接到德里尔大厅来。他们在政府提交的指控书中和风马牛不相及的证人供词中找到不少笑话。检察官讲，他要证实被告是民族解放运动成员，该组织发言人宣传过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有关社会和国家的论述，青年联盟的行动纲领及曼德拉的演讲和文字材料是指控人拿出的主要材料。政府还要证实自由宪章设想了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步骤，并将成为一场革命的序幕。辩护律师驳回了这一指控，明确宣布大会联盟宪章所表达的宗旨。他辩解道：不只是156人在受审判，“而且他们以及成千上万生活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的人所公开信奉和表达的思想也在受审判。”
审判千篇一律，没完没了。大部分被告都远离家乡，倍受折磨，他们的家属得到了辩护基金会的资助。曼德拉、坦博是少数能住在家里并能有部分时间继续工作的人。大批被查封材料成为指控中的证据，这里边包括有“荤汤”和“素汤”的标记。
午休时候，东开普合唱队在大厅后面唱起了卡尔塔的《自由之歌》。与此同时，德兰士瓦的领导人正在和亚历山大镇抵制公共汽车的组织者紧急磋商。40年代汽车票价的上涨激怒了老百姓，大约5万多男女在长达4个月的时间长途步行上下班，取得了稀有的胜利。政府不仅通过了提高雇员交通费补贴的法律，而且票价又回落到抵制前的水平。
卢图利和其他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为了检验一下在审判期间受到影响的组织力量，在1957年6月26日发出了待在家里的号召。在南非工会大会发出的每日1英镑最低工资号召的支持下，罢工取得了巨大胜利，尤其是在约翰内斯堡和伊丽莎白港地区。曼德拉解释了“待在家里”一词的意义。由于罢工需要纠察队来阻止工厂的工人上班，而纠察队又容易招致警察的暴行，大会便决定使用这一方法。
预审在9月份中止了很长一段时间。被告们正为能回家而兴奋异常，约翰内斯堡城镇发生暴乱的消息又使他们转喜为忧。40多名非洲人被杀，很多人受伤。同过去一样，政府拒绝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此事。市政会成立的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是：暴乱的原因中包括种族隔离制度、流动劳工制度、贫困、缺少教育、缺少职业训练、缺少娱乐设施以及“极不舒适”的火车——非洲人上、下班途中乘坐的火车车厢拥挤不堪。司法部长将这些调查结果斥为毫无实际价值。
不久，人民群众对强行设置班图政权的不满以及通行证法所带来的无处不见的痛苦遭遇，在德兰士瓦各地引起了暴力反抗。政府的反应是将武装警察派往这些地区。与坦博一起受理有关案件的曼德拉无法到出事现场查访。他们克服重重困难仍然坚持开业。每天很早开始工作，白天在法庭的被告席上熬过烦人的一天后，晚上回到办公室。周末，曼德拉还在奥兰多开办了一个法律“诊所”。
坦博原来想成为一名英国圣公会教士。1956年里弗斯主教已经接受坦博为圣职候选人，然而，当他被指控犯有叛国罪时，他放弃了这一希望。
正是通过坦博和亚德莱蒂·楚库杜——他即将要娶的那位护士，曼德拉结识了温妮·诺姆扎莫·马迪基泽拉。还是在以叛国罪遭逮捕之前的一天，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一个食品店买东西，这时坦博和未婚妻开车过来，和他们在一起的是一位美貌超群、活泼可爱的年轻姑娘。纳尔逊肯定知道她，奥利弗说，当她被任命为巴拉瓜尼医院的第一个黑人卫生工作者时，杂志上还刊登过她的照片。他接着说，她和他是同乡，他称呼她为“来自比扎那村的温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