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一再拒绝按非国大多次提出的要求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并且将混乱的罪责加在蔑视运动身上。这一作法使人们更相信，新布赖顿和金伯利的暴乱是奸细蓄意煽动的，用以借口镇压蔑视运动。一位学术界观察家利奥·库珀教授的结论是：“没有任何证据能把抵抗运动和动乱联系在一起。也没有证据能证明哪一次暴力事件是由抵抗者挑起的。”
尽管发生了这些事件，运动还在继续进行着。10月份的被捕人数已达2354人。志愿者的纪律性和他们的幽默感得到了来自国外的赞誉。联合国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调查种族隔离现状。这是国际社会第一次正式表示反对种族隔离制度。这对于非国大及其同盟者来说，无疑是新的鼓舞和鞭策。在南非，白人自由派人士，包括刚刚来到这里的约翰内斯堡主教安布罗斯·里弗斯，呼吁给“所有有教养的人以平等权利”，而只有很少数白人参加了蔑视运动，在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遭到监禁。
政府对52名领导人和组织者实施的终身禁令，使蔑视运动停止了。在征召的1万名志愿者当中有8577人做出响应，但是没有一条法律被废除。事实上，政府还无情地扩大了种族隔离制度。非洲人国民大会承认在组织中存在着严重缺陷：管理和筹款工作中有漏洞，并且缺少一份非国大办的报纸。然而，成千上万的非洲人受到了政治洗礼。非洲人国民大会估计其成员人数从7千人猛增到10万人。
11月末，莫罗卡、曼德拉和西苏鲁及其他领导人被送上法庭。政府附带提出的指控为蔑视运动歌曲和妇女们的鸣叫声是暴力的预兆。这一说法被一位著名的音乐研究专家休·特雷塞教授所否定。他指出，鸣叫是非洲人欢乐和悲哀的典型表达方式。随后的判决给政府舆论宣传以莫大的打击：鲁姆普夫法官宣布：这些领导人只犯有“法定共产主义”罪，这“与人们所熟知的共产主义毫不相干”。他们曾设想过一系列的行动，从“公开拒不守法”到类似“叛国罪”那样的行为。然而法官承认了这样的事实：即他们不断劝告其追随者保持“和平的行动方针并避免任何形式的暴力”。他们只被判9个月监禁，缓期2年执行，条件是他们不再再犯同样的罪行。
曼德拉被选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德兰士瓦省主席，以代替刚刚被宣布禁令的J·B·马克斯。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岗位，人们对他的领导抱有极大的期望。他的朋友坦博注意到，他并不是雄心勃勃想当什么官，而是克己奉公，只满足于做队伍中的一员。但他却具有群众领袖的天赋，能自然而然地将人们吸引到他的周围。他称颂那些为蔑视运动做出牺牲的人们：丢掉职业的工人、被逐出校园的教师、荒疏了业务的专业人员。蔑视运动已经向人们表明人民大众怎样才能发挥政治作用，它还为人们表达对政府的愤怒提供一个有力的手段。它激励和唤醒了人民，把他们从“被征服、被奴役的顺民改造成一个勇于战斗、毫不妥协、同心协力的集体。”
事后他曾指出：这场运动直接导致产生了民主人士大会（一个激进白人组织），也促使自由派人士建立起一个多种族成员参加的自由党。而它对政府所产生的影响，就是开始谈论对班图斯坦的非洲人实行“自治”，而不再继续叫嚷“巴斯卡普”（主子统治）了。他说，这当然是欺世盗名，可也说明了这场运动以及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力量已被承认。
1952年12月，艾伯特·卢图利酋长当选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全国主席，曼德拉为他的副手。卢图利原是一位教师，他当过17年的酋长，与他的人民亲密无间。他还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当选主席后的第一次活动是去访问伊丽莎白港。在那里他受到3万5千人的欢迎。当他抵达奥兰治自由邦——一个急需接受政治教育的地区时，他遇到了对他宣布禁令的警察。
曼德拉也同样受禁令的管制，非洲人国民大会、印度人大会和工会的100多名领导人和组织者都有同样遭遇。
南非政府依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对个人施行禁令的作法是别出心裁的镇压手段：早期只有一、两页限制条文，后来增加到8到10页。无需指控，无需证据，不许上诉：只要司法部长认为禁令实施对象犯有“煽动共产主义”罪，他就可以宣布禁令。违反禁令者可被处以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曼德拉被禁止在6个月内参加集会，也不得离开约翰内斯堡。“之所以对我施行禁令，”他说道，“不是法院审判的结果，也不是因为犯罪，而是出于偏见，或许是政府内部幕后进行的‘星法院’诉讼程序所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