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还增加了几项严酷的法律：对任何人“以抗议方式或支持某项运动的方式反对法律”的犯罪行为，将处以3年监禁、300英镑的罚款、10下鞭挞，或是三者中的两项并用。对于那些用言行鼓励他人触犯法律以示抗议的人，增加200英镑罚款或2年监禁。
“大会意识到，”曼德拉声明说，“这些措施造成了一个新局面……我们必须分析面临的危险，制定克服这些危险的计划和政治斗争的新方案……我们目前的任务是保护我们的组织，聚集我们的力量，以再次发动新的进攻。”
他的公开讲话能够被禁止，但是和大多数受禁令管制的人们一样，他仍在继续秘密地发挥着作用。
第五章思索者生涯
1953-1956年
纳尔逊和伊弗林·曼德拉有三个孩子：两个男孩滕比基利（滕比）和马克加图，女儿马卡基韦。曼德拉对他的家庭倾注了所有的爱。到了50年代中期，两个男孩在奥兰多的小学读书，兄弟俩手足情深。一天曼德拉驱车带亚德莱蒂·楚库杜——奥利弗·坦博的未婚妻出门，身边带着小小年纪的马克加图。走着走着，他们赶上了一架马车。曼德拉放慢速度，让马克加图看清那几匹马，对他讲起他自己童年时农村的牧畜。亚德莱蒂觉察到曼德拉流露出对梦想之中的田园世界所抱有的热切向往。他多想把这种向往之情传给他在奥兰多现实中的孩子们。然而，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片萧瑟的旷野，成排成队的小房子隐没在袅袅炊烟之中。
曼德拉有律师资格。1952年他开始与坦博搭伙。后者是从教书改行干法律的。在约翰内斯堡靠近地方法院的一座叫作“大法官邸”的楼房内，他们的办公室设在第二层。门上的铜牌上写着“曼德拉和坦博”。这座属于印度人的不起眼的楼房是少有的几座可让非洲人租用的房子。
尽管非洲人律师并非前所未闻，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创始人当中就有好几个。但是，他们的联合不只在本地，而且在特兰斯凯也引起了轰动：“在我们土地上成长的律师，”一个滕布人欢呼道，“我们是多么欢欣鼓舞啊！”
曼德拉和坦博在法律上如同在政治上一样，性格各有所长，互为补充。曼德拉热情奔放，对生活有着执着的追求。坦博则深思熟虑，不慌不忙。两人同样疾恶如仇，只是曼德拉感情更加外露。
“多年来我们并肩工作，”坦博在曼德拉著作及讲演集①的前言当中写道：
每天早上纳尔逊和我走到办公桌之前都要先穿过耐心等待的人群，他们从等候室的椅子上一直排到楼道里。
南非能自夸是世界上拥有在押犯人最多的国家之一。监狱中挤满了被关押的非洲人。有犯重罪的——暴力罪行在种族隔离的社会中有增无减。但也有轻微触犯法律条文的，这在任何真正的文明社会里都不会受到关押。失业就是犯法，因为非洲人如不携带经官方批准并经雇主许可的就业执照，就难逃被捕的命运。
没有土地也是犯法。每个星期我们都与来自农村的由头发灰白、饱经风霜的农民组成的代表团座谈。他们向我们诉说他们是怎样被从他们家世代人耕种过的一小块土地上赶了出来。酿制非洲啤酒也犯法，喝这种酒或是用卖这种酒赚来的钱来补充家里微薄的收入也犯法。那些这样干的妇女面临高额罚金和长期监禁。对白人失礼也可能犯法。居住在“错误”地点——被公布为白人或印度人或有色人的地区——对非洲人来说也违法。南非的种族隔离法律被无以计数的无辜者打成“罪犯”。
种族隔离在人们中间传播了仇恨与绝望的种子。本该上学读书或学门手艺的年轻人在街上东游西逛，成帮结伙，将他们的愤怒发泄在社会身上。而正是社会把他们逼上犯罪与贫困的绝路上去。我们办公室里那些浅黄色卷宗里装着成千上万个事例。如果说当我们开始合伙时我们还不是种族隔离的叛逆者的话，那么我们在办公室里的经历也会改变我们的态度。我们自己从我们的社会集团中升到了专业技术阶层的地位，但法院里的每一案例，每一次去狱中探访委托人，都让我们记得我们的人民正忍受着屈辱和苦难的煎熬。
“我想说，”1960年曼德拉在法庭上讲道，“在这个国家里，任何一个会思考的非洲人的全部生活都会驱使他的良知与法律两者之间形成对抗……这种法律按照我们的观点是不道德的、非正义的，也是无法容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