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莫罗卡博士、西苏鲁、坦博和印度人领袖们到各省中心地点争取支援时，曼德拉负责协调这种活动。司法部长在议会“胆战心惊地”说：“共产党人领导下……土著人中间有一个秘密组织”，它将“对人民的饮水下毒”并且“教人民如何去杀人”。
6月26日，在伊丽莎白港、德班、亚历山大市以及其他一两个地区发生全面罢工；在约翰内斯堡，在开普敦和一些小的中心地点发生部分罢工。但是在德兰士瓦的一些地方反应很冷淡，非洲人国民大会承认当地工作人员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印度人给予巨大的支持，特别是在德班，那里的人受害最深：1000名工人被解雇，但得到了组织者们提供的生活补助。
非洲人国民大会从印度人的组织工作经验和他们的筹款能力中受到启发，而印度人大会则通过与非洲人大多数更密切合作得到明显的好处。印度人还在联合国争取外交支持，当时在联合国54名成员国中亚非国家只占14名。
1950年年末，曼德拉当选为青年联盟全国主席，他同沃尔特·西苏鲁讨论了贯彻“行动纲领”的下一步行动，进行非暴力抵抗。采取什么方式呢？曼德拉想起1946年印度人志愿队出发去德班时纪律良好的热情气氛，于是提出“消极抵抗”。西苏鲁要求它“典型的南非式并富有战斗精神”。他们可以回忆起非洲人国民大会历史上举行抗议活动时自发地运用消极抵抗的情况。1913年在奥兰治自由邦，黑人妇女曾抗议通行证法。她们把好多袋通行证堆在市政府办公楼前，然后成千上万的人宁可坐牢也不交罚款。一个村又一个村的妇女被投进警察牢房。结果当地政府把通行证强加给妇女的企图却失败了，从这次活动中产生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妇女小组。后来在1919年，非洲人国民大会曾在约翰内斯堡和威特沃特斯兰德组织大规模的非暴力游行反对通行证法。尽管有来自警察和白人市民的暴力袭击，抗议行动仍然持续了好几个星期，结果成立了一个部级委员会建议废除通行证法（它们并没有废除）。
这时西苏鲁认为应该欢迎各种族的人参加这个运动，不论曼德拉仍然害怕非洲人可能会受到其他种族的控制。曼德拉回想“五·一节”的示威游行，当时“人民”支持了他自己曾反对的某些东西。逐渐地他让步了。检讨了自己的立场以后，他心甘情愿地接受和其他种族的合作。对共产党人也是如此。他现在明白，非洲人“自己单干”反映了在政治上幼稚，不够成熟。
共产党方面曾谴责“行动纲领”不成熟和缺乏社会主义眼光，但对于非洲人将学会认识阶级利益、同时白人工人能加以引导克服种族偏见持乐观态度。南非共产党承认南非不单纯是一个阶级剥削的典型，而种族压迫是它的制度中固有的事物。因此它决定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民族斗争予以支持并进行引导，使之注意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它相信，这样做的结果，反对种族歧视将发展成反对资本主义。在被宣布为非法以前，南非共产党自行解散；它的成员将通过其他组织进行工作，或者进行地下工作。
西苏鲁、曼德拉和“青年联盟”其他成员继续他们的热烈争论：消极抵抗对人民没有什么号召力；但是非暴力是反抗一个有强大武装力量的残暴政府的唯一可行的方法。那么，怎样约束那些平时遭受那种暴力的人民呢？灌输纪律的关键是，用非暴力方法训练他们，告诉志愿者非暴力常常比公然的进攻行动需要更多的勇气和决心。
1951年12月，他们的建议被提交在布隆方丹举行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年度大会：在1952年4月6日南非白人庆祝统治300周年时举行群众抗议活动；应告诉政府，除非将特别不公正的六项法律予以撤销，否则全国将举行非暴力的蔑视那些法律的运动。大会大声表示赞成这一提议。莫罗卡博士向大会致敬并呼喊口号“我的祖国！”群众回答“非洲！”代表们起来高唱《上帝赐福非洲》。
海外报纸注意到：非洲人国民大会强调他们的斗争不是指向某个种族，而是指向不公正的法律，“这些法律使各界广大居民永远处在被统治和苦难的地位上”；非洲人在为改造环境，为把“人类尊严、平等和自由交给所有的南非人”而战斗；而且，他们的谨慎意图是保持非暴力。
在南非，政府在取缔共产党人和工会会员，对批评政府者撤销护照，并准备取消“有色人”在选民册上的“特权”地位。白人自由主义者和圣雄甘地的儿子马尼拉尔（他住在纳塔尔）对非洲人是否能够保持非暴力表示怀疑：当威特沃特斯兰德一带守法的黑人和歹徒之间以及各部族集团之间发生骚乱时，他们为自己的疑虑找到证据。当时有41人死亡，数以百计的人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