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隔离——这个被曼德拉称为“疯狂的政策”——与一切人权概念完全背道而驰。除了希特勒的犹太人政策，还从来没有过这种“哲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恰恰是为了反对这种理论而战的。在未来年月中，英美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一再表示痛恨这种种族歧视政策，它们却增加了在南非的投资①10多万名非洲人如今拥挤在约翰内斯堡周围的城镇和棚户区。强制搬迁、警察逮捕、失业和其他不平事件不断地引起骚动。但最严重的爆发性事件于1949年1月在德班发生。当时一个祖鲁青年与一个印度人发生激烈争吵，激怒了一群非洲人。多年的压迫和贫困，使祖鲁人怒火中烧。他们将愤怒转向最近的目标——商人和“外国人”，即他们痛恨的“剥削者”。发生了纵火、杀人、抢劫等事件，被杀害的147人中，53名是印度人，87名是非洲人（主要死于警察的行动），1名是白人。奥利弗·坦博和其他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和奈克尔博士、伊斯梅尔·米尔和J·N·辛格一起赶到受难地区安抚人民，寻找他们深藏的不满。
曼德拉后来回忆这次非洲人和印度人领袖彼此合作是一个令人难忘的经验。同时，他和“青年联盟”其他成员仍然反对和印度人大会联合的思想。当克苏马、达杜和奈克尔达成“君子协定”，让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南非印度人大会一起努力争取完全的公民权时，年轻的民族主义者们却下定决心要“自己干”。在建立非洲人自信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姆达是“联盟”的新主席，坦博是副主席。安东·伦贝德已在1947年因病去世，这是一个极大的损失。他的思想在未来岁月中一直鼓舞着他的同事和拥护者，也使他们发生了分歧。曼德拉被选为书记；他的政治活动越来越多，于是法律学习日渐荒废。
“联盟”制订了一个“行动纲领”，准备向克苏马博士提出，他们对他谨慎的领导感到不满。虽然如此，他们不得不承认，由于他的组织能力和为人正直，非洲人国民大会如今有会员数千名，银行存款有3千英镑。曼德拉虽然参予批评，但他对克苏马个人十分尊重。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年度大会之前不久，他与坦博和西苏鲁被委派去拜访克苏马。这是一次困难的会见：克苏马决心继续控制，而他们却越发深信人民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此外，矿工罢工的教训证实了他们的信念，没有工人——“群众”——政治行动不可能奏效。他们发出最后通牒：如果克苏马拒绝支持他们的“行动纲领”，他们在即将到来的全国主席选举中将不再支持他。克苏马对他们等闲视之。
在最后时刻，他们选了莫罗卡博士，他曾表示赞成“行动纲领”。保守派几乎人人投票选克苏马，青年人则选莫罗卡。这时“青年联盟”获得了多数支持——他们的“政变”成功了。
沃尔特·西斯鲁被任命为总书记，他以一票之多当选，此事很有意义：非洲人国民大会第一次有专职书记，他将领取薪金——每周5镑——并有一间办公室。办公室当然很简陋，但位于约翰内斯堡的商业区，位置很好。西斯鲁的妻子阿伯蒂娜将用当护士的收入支持他们。
曼德拉属于新选进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之列，和温和派、共产党员及其他“青年联盟”代表在一起。他们宣誓要大力执行年度大会所通过的“行动纲领”。
这个“纲领”成了斗争的分水岭。它的宗旨是实现“民族自由”和民族自决权，反对出于白人统治思想动机的种族隔离政策和白人领导地位。必须使用新的“武器”：抵制、罢工、非暴力抵抗、不合作以及其他可以实现目标的手段。但是，首先必须组织一次全国性罢工，一天的抗议，反对政府的现行政策。
因此，非洲人国民大会投身于一项以群众行动为基础的全新战略。曼德拉指出：过去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采取的行动“显然希望，通过为自己的事业求情可以使当局改变心肠，把他们所要求的一切权利让予他们”。但是他认识到，如同他在“青年联盟”的《北极星》杂志上所写的，保持“与群众有充分的生气蓬勃的联系”是一个大问题。他还说，“我们有强大的思想能够抓住群众的想象力”，“我们现在的责任是把那个思想充分地传播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