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盟”承认，有的欧洲人热爱正义谴责种族压迫，“但他们的声音微不足道，归根到底无足轻重”。至于印度人，他们也是受压迫、被剥削的。他们在历史和文化的背景方面与非洲人不同，但是只要他们不阻挠非洲人的解放斗争就不能把他们看作侵入者或敌人。有色人所受苦难的程度不同，他们应当为他们自己的自由而斗争。
但是，到行动时，曼德拉和“联盟”里的其他青年知识分子还没有准备好。流动工人向那种制度的挑战使他们大吃一惊。1946年，非洲人矿工举行罢工。他们的领导人马克斯和拉代贝长时间一直在警告矿业协会不安情况日益增长。30.8万名黑人矿工的情况世人皆知：他们是国内最重要的工人，也是受剥削最深的人。他们的平均现金收入是每月3镑11先令8便士，这源于这样的假设：他们是流动工人，估计每月2镑10先令的农民收入可作为工资的补助。但是在特兰斯凯和西斯凯，他们的家庭生活赤贫；营养不良和疾病到处流行。他们罢工是要求每天10先令的最低工资，“以符合我国政府在联合国组织签字同意的新的世界原则所提出的得到承认的生活标准”。
7万人举行罢工。警察开始用步枪、刺刀和警棍驱赶他们回去工作。
这时，在黑人被剥夺选举权时设置的咨询机构“土著人代表委员会”正在比勒陀利亚开会。Z·K·马修斯是委员会的主席，一名新选的委员是来自纳塔尔的艾伯特·卢图利酋长。由于矿上伤亡人数的增加，委员们向政府提出强有力的抗议，但毫无作用。詹姆斯·莫罗卡博士，一位备受尊敬的医生声称：“他们把我们当作小孩子”。另一位委员对政府说：“你们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你们可以枪杀我们，逮捕我们，监禁我们，但是你们破坏不了我们的精神。”他们要求亲自去看矿上发生的事；他们理应代表800万非洲人，就他们的利益向政府提出建议。一位委员说，这个委员会不过是“一部玩具电话机”。
不到一周，罢工被瓦解，不仅由于国家及其批准的警察暴行而受到挫折，而且由于矿业协会破坏了非洲人矿工工会，并在加强各矿的警察力量之后，将矿工按他们的部族分成许多圈有围墙的矿工住区。至少有9名矿工被杀害，1248名受伤。
当时，史末资总理（在海外是颇受尊敬的年长的政治家）在出席联合国会议。一年前，他曾协助起草联合国宪章的序言：重申“对于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平等权利……的信念”。克苏马博士正在联合国进行游说，他说：“在我们要求面包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是枪棒。”
史末资的副手简·霍夫迈尔是南非最豁达大度的白人政治家和有才华的学者，他经手处理“土著人代表委员会”的抗议。他对于他称之为他们的“激烈夸张”的言论表示惊讶，他知道政府促进“土著人”进步的善意和愿望。史末资和霍夫迈尔是温和派的、以讲英语的白人为主的统一党的领袖。对于曼德拉和广大黑人而言，这两个主要政党的政策方针是一丘之貉，那并不足为怪的。
在一次发言稿里，曼德拉写道：
1912年以来，非洲人在家里和居住区，在省里和全国性的集会上，在火车和汽车里，在学校和监狱里，年复一年地谈论着这个国家的统治者的可耻暴行。年复一年，他们对非洲人难熬的贫困、低廉的工资、土地的奇缺、非人的剥削和整个的白人统治发出了强烈的谴责。
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更多的自由。相反，却是镇压的增长和加剧。
在非洲其他地方，殖民地、保护国或托管地的目标是独立。可是南非已经是个独立国家，是一个主权国家，却由盘踞在当地执政的少数白人进行组织和控制。经过许多世代的殖民侵入他们积累起权力，他们得到欧洲的资本、武器和技术的支持。曼得拉所谓的“庞大的暴力和压迫机器”，即用来压制多数黑人的行政和经济管理的复杂体制逐步建立起来了。
1948年，白人统治和种族歧视被系统化为法律体制：种族隔离制度。阿非里卡人国民党以微弱多数上台，开始实施种族隔离政策。当他们自封为反对“赤色威胁”的“西方基督教文明堡垒”时，故意轻描淡写他们的亲纳粹和反犹太人的倾向。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挑选出来进行统治的，这种幻想使他们悍然不顾外面的世界以及自由、平等和正义这类信念。不但政府，而且他们的荷兰归正会、大学、警察、军队和文职人员不久都渗透进一个秘密会社——“兄弟会”。没有几年，尽管白人选民也大力抗议，兄弟会仍然骑在宪法脖子上作威作福；他们废除了一些牢固树立的条款，以保证自己不会被立宪手段所挫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