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当时的气氛还是充满乐观主义的，因为经过纳粹失败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非洲人和有色人发挥了作用），变革肯定不可避免。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其他组织合作，在1945年5月举行胜利游行。游行规模之大，在约翰内斯堡前所未见。20万非洲人和一些其他种族的人跟在铜管乐队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黑、绿、金黄三色旗帜之后，口号是“让我们消灭这种勾当！”但是，由于战争使这个国家向更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外国投资开放，它使白人增添了财富、也加强了权力。
1946年发生的事件，清楚地提醒人们不仅仅是非洲人受压迫：印度人走到斗争的前列，曼德拉在威特斯法律学院的两位同学（伊斯梅尔·米尔和J·N·辛格）起了领导作用。这时德兰士瓦和纳塔尔两地的印度人大会展开消极抵抗运动，反对史末资的“集团住区法”，这个法案打算将印度人永远限制在某些地区。虽然实际的抵抗活动发生在德班，许多组织工作却是在约翰内斯堡进行的。
曼德拉时常和米尔待在一起。坐落在市场大街胡勒瓦德大厦里米尔的单元房，家具寥寥无几，是一个人们聚会场所。在这里朋友们、学生们和积极分子们聚集在一起，热烈地讨论和辩论直至深夜。其中有迈克尔·斯科特牧师和鲁恩·弗斯特等人。前者是一个圣公会的教士，后来参加了消极抵抗；后者是一个年仅18岁英气焕发的女青年，她的父母，象许多来自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犹太人移民那样，属于共产党中最勇敢的活动家之列。
曼德拉很有兴趣地向米尔请教关于南非的印度人和他们的斗争。米尔的家庭是穆斯林。英国人在1860年将印度人带到纳塔尔，在甘蔗园做工。甘地作为一名青年律师居住在德班。面对一再发生的不公正行为，他在1907年发起了消极抵抗运动——不合作主义或道义行动。这时的资深领袖是两位30多岁的医生：纳塔尔的蒙蒂·奈克尔，一个甘地主义者；和德兰士瓦的优素福·达杜，一个共产党员。印度政府给予了强有力的道义上和外交上的支持，印度当时在走向独立的潮流中居于亚洲的领先地位。
目睹印度人青年志愿队从约翰内斯堡出发驾车行驶500英里到德班去，自愿被监禁，曼德拉十分感动，但在政治上他对他们却仍然态度漠寞。米尔和辛格属于认为共产党有贴切中肯的政治和经济哲学的印度人之列。而他们自己社会团体的代表人物——保守的商人和企业家——相信与白人当局和解的价值，这使他们极感沮丧。在这以前，他们受到一位著名的英国老年妇女的激发。她是梅布尔·帕尔默博士，一位费边主义者和乔治·肖伯纳的朋友。她教授给各种族的人种类繁多的课目，包括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尽管共产党人数不多，它在组织工作方面却起过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劳工问题上。而且，作为一个政党，只有它提出种族平等。
曼德拉强烈反共，不仅由于他深受传统环境的影响，而且还由于他幼年的宗教信仰教导他共产党是反耶稣基督的。“青年联盟”的大部分成员和他都有这种敌意，所以当鲁思·弗斯特作为“进步青年委员会”的书记和他们洽谈，邀请他们进行联合的时候，他们的答复是坚决拒绝。
布拉姆·费舍尔，阿非里卡人，是一名共产党员。作为一名律师，他曾帮助克苏马为非洲人国民大会起草一部比较民主的章程。他发现曼德拉和西苏鲁（他称他们为“青年土耳其党”）不但反共而且也反对与白人合作。后来他曾在两次历史上著名的审判中为他们辩护。
“青年联盟”认为这种合作将破坏他们的斗争；而且，白人共产党员把他们的民族主义视为“沙文主义”。此外，共产党强调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区分，这使得团结一切非洲人这个主要问题变得模糊不清。伦贝迪、曼德拉、西苏鲁和坦博试图迫使非洲人退出共产党，如果他们想留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话。他们在一次年度大会上提出大体如此的一项提议。但是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最受人尊重和最积极的成员中，有共产党员J·B·马克斯·摩西·科塔尼和高尔·拉代贝；温和派挫败了“青年联盟”的动议。
关于“联盟”对待白人总的态度，曼德拉说，许多争论集中在以下建议：“联盟”的目的之一应是“把白人赶下海去”。他和起草他们的“基本方针”的同事曾在多次会议上讨论这个建议，最后一致认为他们必须考虑南非的具体情况，并且“认识到不同种族集团”已经在南非扎根。他们还说，“但是我们坚持，实现种族间的和平和进步所需要的基本条件是放弃白人统治和改变南非社会结构，使那些滋生剥削和人类痛苦的各种关系消失。因此我们的目标是，为非洲人民赢得民族自由，创立一个人民的自由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压迫和迫害得不到法律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