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主持人为让事态尖锐化，他按自己的观点挑选问题。但不知怎么回事，他竟然想出向我读那些在莫斯科根本不存在的某人写的纸条子（后来记者们证实了这一点），即使这些人存在，他们什么问题也都没有提出过。我举一个例子：主持人读着一个条子上写的问题：“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为什么您一直在群众中做工作？就连您只是去一下门诊部看一下病，后面为什么也跟着一帮记者和拍录像的……？”这个问题好像是冲着我的日常生活内容来的。
确实，有天早上我上区门诊部挂号。自拒绝克格勃第四局的关照之后，我就自己照料自己了。我还记得办理挂号那个人是个上了些年纪的妇女，她记录了我的住址、年龄、工作单位等等什么的。当问到我的职务时，我回答说“部长”。她听后，手中的笔差点掉下来，然后嘟噜着说：“这辈子我还是头一次看到一个活着的部长到我们这个区门诊部来挂号。”就这样，我登完记，刚出门诊部，便看到门口有一个摄制组等在那里。电视新闻记者们拍我怎样走进门诊部，又怎样从那里走出来。可能，他们最感兴趣的是早上8点钟这儿发生的事。我最好是步行5分钟到门诊部，并让他们拍下我的每一个脚步，以便人们知道，这个大早上，有人用摄像机摄下了我上区门诊部这么一个平常的镜头。
在电视辩论中，我回答问题的神情，表明我本人已非常讨厌新闻记者、摄影记者、电影和电视新闻记者，因为，他们总是纠缠不休。但明显，我应该问问：为什么他们总盯住我不放。也许，他们认为已经好久没有给我录像了，很长时间没有关于我的新闻了，因此，想再激起不必要的风潮。
当然，还远不止这些。第二天，又是那个摄制组，我觉得，他们好像是不愿让我为难，他们按照打听到的地址去寻找那个写纸条子的人……。他们找到了这个人，但他没有给任何人打过电话，也没有提过任何问题，而且，对什么门诊部的事也一无所知。总而言之，这个人只是请求转告：让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放心，我会投他一票的。伙伴们把这一切都摄进了录像带，并赠送给我。
我的那些选举委托人就是用这种方式查找了一些所谓写纸条子的人的住址，其结果基本上都差不多：要么这个人根本就不住在这儿；要么这个地址有这样一个人，但他根本就没有提出过这些问题。
我参加的就是这样一个有趣的电视辩论会。从上百张字条中间很难找到2～3个提问是涉及以前禁止谈论的题目的。
1987年苏共中央10月全会一直是非常神秘的，似乎掩盖着什么秘密，尽管这次全会以后，人们对它发表了很多很多的议论……在这次全会上，我依然作了发言。
后来，我时常问自己，当时，有没有可能采取另一种方式，当时是否有必要一点不留余地地发起猛攻、迎头冲突，大闹一场，让我的个人生活发生灾难性的变化呢？不过，我非常有可能忍受不了那即将降临的死刑似的处罚，这一点，我心里最明白。既然这样，我为什么要那样做呢？
这事已过去两年了，因此，今天我可以十分确切地说，是的，我的那次发言是很必要的，它似乎是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十分合乎逻辑的结果。所有的人都为改革而欣喜若狂，在这样的情绪下，人们不想看到：除了公开性和民主化稍微有进展以外，没有任何具体的成果。现在政治局的那些人对总书记更加俯首帖耳，这已取代了对日益形成的局势进行客观的、批评性地分析评论。我与利加乔夫的冲突达到了极点。为解决莫斯科的最紧迫的问题，需要整个政治局的支持。因为它是首都，但它像是一个没有经过整理的、复杂的堆积物，里面的东西牢牢地纠缠在一起，没有大家的力量事情就不可能办到。但最近，恰恰相反，我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上面一点也不希望帮助莫斯科市解决那些充满危机的问题。
请问：能继续在那样的条件下工作下去吗？当然能。只是为此，你必须变成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不再表达自己的观点，对国家正在滑向危险的境地视而不见。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自豪地呼喊，说：“党，还有她的总书记，是组织者、鼓舞者，是改革的设计师”。
谁会明白，我是费了多大的劲才说出这些虚伪之极的口号！
在苏共中央10月全会之后的两年里，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作用——他们不是社会上不起眼的小人物，而是真正的人。人民已开始向党的官僚主义分子发起了进攻，但那些官僚分子不得不战战兢兢地、提心吊胆地捍卫自己越来越摇摇欲坠的地位。当我清楚我该怎样发言的时候，要知道那个时候仍是不能触及最本质的东西，以及那些具体的、高贵的姓氏，别的倒是能够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