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他到法庭控告我，想在我的财务报表上找点什么毛病。托拉斯方面的原告是主会计师，我是被告。我坐在区法院的椅子上申辩说，这儿既不存在什么原告，也没有什么被告。法官大概45岁左右，幸好，他还是个明白人。判决时，法官宣布说：“每一个领导人在自己的工作中都干过某些冒险的事情。主要的是，干这些事情时不能瞎碰瞎干。而叶利钦同志所做的冒险是有根有据的。因此，法庭决定宣布他无罪释放。所有开销，由原告，也就是由南方建筑托拉斯负责。”这不仅对主会计师，还是对总局局长而言，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从这次法庭判决也受到鼓舞。当然，这个主会计师没能忘记他这次在法庭上所受到的污辱。他是托拉斯党委的成员，在吸收我入党时，他还企图从中作梗。
在党委会上我回答了大家提出的很多问题。这位主会计师给我提出的问题是：“请回答，马克思有关商品货币关系的论述是在《资本论》的哪一章和哪一页？”我完全了解，他根本就没读过马克思的著作，所以，他自然也就不知道这是在《资本论》的哪一卷，更不知道是在其中的哪一页。他完全是一窍不通，不了解什么叫商品货币关系。因此，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回答道：“是在《资本论》的第二卷中的第387页。”我回答时，话说得很快，一副毫不犹豫的神态。他听完后对我说：“您真行，还挺了解马克思”。总之，我入党被通过了。
直到我被派往比这位局长管辖的托拉斯更大的联合体作总工程师时，他和我作对才从此告一段落。
或许，还可以给大家讲一讲，我在市委会上是怎样受到了严厉的处分，该处分又是怎么被写进党员证中的经过。当时，我刚当上建筑局的局长。我的前任是个玩忽职守、见了酒就不要命的家伙。他把什么都搞得一塌糊涂，其中包括寄宿学校的建设也是弄得一团糟。我任职的时候是9月份。那时，才刚刚建到第一层楼。而按进度此刻早已应该建到第四层楼了。也就是说，这个建筑的建设进度早在我任职以前就已注定完不成任务了。无论怎样努力，到年底大楼也无法封顶。当然，我们没能完成计划。年初时党委会召开了会议。我在这次会上被批准入党。我在庄严的、隆重的气氛中接过了党证。但是就在我入党的第二天，市委召开年终总结大会。在这次会议上，忽然我听到有人说：“为了让别人能够服气，我们今天要宣布给叶利钦一个严厉的处分，并要将此处分写入党员证中。”我登上讲台，那时来开会的人很多。我说：“同志们，我昨天才刚刚接过党证，你们看，它还是热乎乎的呢。可你们今天却要给一位党龄才1天的人宣布这样一个严厉的处分，而且还要写入党员证中。处分的原因是，我没能及时将寄宿学校交付使用。在座的几位有搞建筑的，他们会证明，要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是根本不可能交付使用的。”但是他们却顽强在坚持这一处分的决定，说是要“杀一儆百”。西特尼科夫看来从中也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这对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我真诚地相信党所奉行的理想和正义，并且也同样怀着一颗赤诚的心加入了共产党。我曾经仔细地研究过党章、党纲，以及党的缔造者，一遍又一遍地阅读过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但是为什么市委会却忽然给我了这样一个严厉的处分？……1年以后，这个处分被撤销了，但是，有关处分的决定还是留在了我的党员证上，一直到后来改换党的证件时才总算换掉了这本党证。换新的党证之后，我就再没有受过什么处分之类的了，证上一直都是干干净净的。
直到最近一个时期，我们才开始反思党干预国家经济生活所带来的消极影响问题。而在当时，从事生产经营的人和党的工作者都认为，这完全是正常的现象。当时，我有时一次就要同时收到好几个党委发来的开会通知，每当这时，我真想逃避这些会议，这对于我而言是一种自然的反应。在这些会议上用强行灌输、训斥的方法来决定许多经济领域和其他的问题，这在那时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也就是体制的实质。因此，这种现象从没有产生过什么问题，也从没有引起过什么反对意见。主要的是，要保证不出现一个令人讨厌的、会以自己的愚蠢和狂妄自大来严重破坏党内生活的党委委员。我记得，在开会这个问题上，我曾经和区党委第一书记巴贝基内和当时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沃尔柯夫之间发生过严重冲突。这个沃尔柯夫在第十九次党的代表会议上曾向主席台递交了一个便条，以此来表示对正在台上发言并替我辩护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代表的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