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一个亡命徒手拿一把斧头窜进了我那小小的房间。他举着斧头在我眼前一晃，说道：“小子，你将工勤单给我老老实实的填好。以前别人都不管，怎么就你爱管事呢？我是一个犯人，没什么好图的。我把你一斧头劈了，让你吭都吭不出一声。”他眼睛里的露出的凶光使我感到，这个人会一斧头把我劈死，甚至能够连眼都不眨一下。在这种形势下，我当然可以设法溜掉，或者和他拼搏一番。我的工房本来就不大，可一把明晃晃的斧头还高悬在我的头上。我决心要出奇制胜。我的声音平时就雄浑、有力，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听来就更这样。我盯住他的眼睛，朝他猛吼一声：“给我滚出去”。他一下子垂下了双手，斧头也掉在地上。一转身便乖乖地走出了我的房间。不知怎么他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我这个人对骂人的粗野话总是无法忍受。在上大学的时候，也有人和我吵过。在1年当中，我只粗俗地骂过1次人，或许连1次都没有过。但最后我每次都能赢。我不会骂粗野的话，现在也从来不骂人，而且现在我处于这样一个地位时就更是这样。
后来，我被派往一个独一无二的工厂——梳毛工厂担任工段长。这个厂的厂房是座庞大的7层楼房，由钢梁结构构成。由于年头太长，黄色的斑锈已经爬满了大楼的全身。那时，曾通过了一个发展轻工业的决议，因此决定把这座年久失修的大楼彻底翻修好。我接受了这一任务。我当时住在化学联合体的宿舍里。每天清晨上班时要走大约10～12公里的路程。每天天刚刚放亮，6点就起身出发，一直要走到8点钟左右才能赶到工地。建筑工人上有近1000人，后来，市里又派了很多人来帮忙，增加到2000人。我们不分白天黑夜的工作。冬天还建起了一个抽水塔，用混凝土浇做，这也是当时从来没人做过的事情，并且水塔上面还有1个水槽。混凝土的浇灌是一刻都不能停的，刚一和好，就要马上进行浇灌。所以，我一步也不能离开水塔的工地，从签署合同开始一直到梳毛厂交付使用，我从没有离开过工地一步。当一切就绪，设备也开始投入运营时，楼房忽然开始晃动起来。这座有水泥预制板夹杂其中的大型钢架结构房屋忽然间迈开了“方步”。工人们只好把机器都停了下来。我立刻来到工学院，找到了贝奇科夫教授。我们共同对所有的结构进行了计算，结果得出结论，发现是设计方案有错误，水泥预制板支撑不牢，因此大楼不能保持平衡。我们找到的第二个原因是，纺纱机都安放在同样的方向上。当这些机器都投入运行时，它们形成的振幅和大楼摆动的振幅一样，因此形成共振，大楼于是就开始摇晃起来。这个问题也很容易解决。我们把机床位置调整了一下，减弱了振幅。可要解决预制板的问题却很复杂。需要掀开预制板的接头处，加钢筋再进行浇铸等等。我们大家都为此而累得筋疲力尽。
后来，我被派到第13工程局作总工程师。当时的局长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西特尼科夫。倘若说得委婉些，这个人很特别；假如按另一种说法，这个人则是一个固执、凶狠的人。他的这种固执时常甚至发展到了愚蠢的地步。比如，有时他来到工地嚷嚷一番，但假如我认为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我就不听从他的命令，依然我行我素。这使他气得发狂。有时，我和他坐在同一辆车里，如果和他顶上几句，他就将车在半路上一停，说：“给我滚下去。”我说：“我就不下去，哪怕将我送到哪个汽车站也可以。”我们就这样在车中面面相觑，有时要僵持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最后，他终于忍不住了，因为他还要到什么地方办事，因此，他将车门“砰”地一关，把我送到车站。有时，他将我叫去，把我劈头盖脑地臭骂一顿，指责我这儿不对，那儿也不好，甚至还手里攥着把椅子。我也不甘示弱，针锋相对，说：“你要再向前走一步，我的反应会比您更快。我怎么也都会先把您击中的。”瞧，这都叫什么关系啊！
他不止一次地向市委提出把我撤职。那时，我已是局里的领导，和局里的其他同志相处都不错。市委没有撤我的职。当时的市委第二书记叫费得尔·米哈依洛维奇·莫尔夏科夫。这人非常有意思、头脑也很聪明，不止一次地将我从困境中解救出来。
一次，总局局长在一年中就对我宣布了17条罪状。这真是闻所未闻。12月31日，我将这些罪状列到一起，找到他说：“您要是明年再给我1个处分，我就对您不客气了。您小心点。”1月2日，我又因元旦没工作而受到处分，然而元旦这天是节日啊。但这位局长不管这些，认为这天理所应当去工作。这次，我决心不再将这口气吞进肚内，我一定要把这条处分推翻。我于是在各级领导间上下奔走，最后，这一处分决定终于被撤销了。此后，他就再没敢对我太放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