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在莫斯科也开始了一系列选区选举大会。尽管我在别列兹尼基大获全胜，但是我仍然还是决定参加莫斯科选区的选举大会。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能感受一下这里的气氛，以了解当权者对人们施加影响的机制。这对我而言，将是一个很好的增加见识的机会。
但如果我在一个选区和哪一个出色、诚实、值得受人尊敬的人发生了“碰撞”，我就主动撤销自己的选举资格。比如，在莫斯科十月区萨哈罗夫被推举为候选人。我知道后，给他去了个电话，并且告诉他说，我要撤销自己的候选人资格，并将支持他参与竞选。他后来真的当选为苏联科学院这一社会组织的代表。
每次选区选举大会都给我带来新的启发。每次在会上当我发现与会者对我十分冷漠时，我甚至觉得为争取这些人的斗争更有意义。我清楚地看到，人们正在努力克服面对领导以及受这些领导操纵的主席团时那种几近麻木和畏惧的心态。
我记得自己在加加林选区参加的一个选举大会在这一方面是最为典型的事例。当时，与会者中有几个是竞争力很强的候选人，比如说，作家和政论家尤里·切尔尼琴科、军事历史学家、将军德米德里·沃尔科戈诺夫、电影导演埃尔达·梁赞诺夫、宇航员阿列克谢·列昴诺夫以及其他的人，共有10名候选人。每个人在自己的发言中都请求大会将推举的10名候选人全部列入选举人范围，以让人民能够在选举中真正地确定自己的选择。
因为每一个候选人的发言都很具说服力、而且感情充沛，会场被这些发言所感染，因此与会者的情绪出现了波动，会场开始出现分化。最后，几乎所有与会者都准备拒绝投票淘汰事先给他们规定的那些不合适的候选人。
但主席团却对选民们进行百般的嘲弄，他们绞尽脑汁，想出一个又一个的花招，只求让所有候选人都落选。这怎么能行呢！一向自负乐观的梁赞诺夫被气得火冒三丈。选民们跑到麦克风前开始攻击大会主席团。礼堂里乱了起来，选民们强烈要求把所有的候选人都入选票。大家和那些接受指令并按输入的程序进行活动的人进行了斗争，一直到夜里2点。最后，还是选民们取得了胜利。最终在选票上还是写上了全部候选人的名字。我怀着一种轻松的心情离开了会场。心想，正义、健康的思想最后还是会赢得胜利。但与此同时，我的心情却还是十分沉重。这架悬在我们头上的官僚机器是多么的可怕，其手段又是多么的残酷啊。这都是斯大林及斯大林主义塑造出来的狡诈而又厉害的机构。
请问，您毕业后是不是去了建筑工地当工人。您为什么要走这条道路？听说，您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时，曾被送上过法庭。请讲述这件事情的经过？①大学毕业以后的整个夏天，我都在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一会儿是全国锦标赛，一会儿是列宁格勒地区的高校联赛，一会儿是里加举行的锦标赛。等我回到学校时，已经是9月6日。我报到并等待着分配工作。后来，我被分到乌拉尔重型管道建筑托拉斯。
每个高校毕业的大学生当时都能得到工长的职务，这次我也一样，上头任命我为工业项目建筑工地的工长这个职务。可我说，我暂时还不想作工长。还在学校学习时，我就悟出一个道理：那时，虽然的我母校——乌拉尔工学院教师们的业务水平都很不错，但是，我还是看到一些脱离生产的教授及副教授们教学太死板，同实际不相符合。因此，要马上去作工长，管理工人，而不亲自动手干一下，我觉得这将是一个很大的失误。至少，我清楚地知道，任何一个队长，如果要有意或无意欺骗我的话，我会没有办法来进行识别。因为，他们的知识和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我决定要先用1年的时间来掌握12门建筑专业。
我在采石队里和工人们一起干了1个月。我做砖坯，先做简单的，随后就做复杂的。每次干完一个班后，我不休息，继续接着干下一班。这样，我一天会干1个半或2个班。我用这种方式使自己能用最短的时间积累起经验。工人们嘲笑我这个深入基层的年轻专家，但是他们还是给我很大帮助，并对我进行鞭策。这样，过了1个月以后，我就得到了有关的委员会经过评定后授予我的技术等级，一般是3～4级。
我用这种方法很快就掌握了采石工和混凝土工的技术。混凝土工这个工作曾经让我吃够了苦头。虽然我外表看上去壮实有力，但要在又窄又高的脚手架上推着一辆满载混凝土的小车快速地跑来跑去，却是一件相当吃力的事情。稍微一偏，重心就会发生转移。一次我连同装满混凝土的小车一起往下掉了好几米，运气还可以，没发生什么意外。学会混凝土工以后，我又开始学木工技术，并掌握了这门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