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到达扎波罗日耶时，我饿得饥肠辘辘，饿得实在是不行了。这时，我偶尔碰见一位上尉。他对我说：“我要考学院，但我却对数学一窍不通。你给我辅导，让我考上大学吧”。这位上尉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看上去从那里带回来许多东西。因为他那套住房里陈设非常华丽。我提出条件，说一天除睡4个小时以外，其余20小时都要用来学习。上尉怀疑我们像这样学是不是能吃得消。我说：“不这样，我们怎么能在一周之内去参加考试呢？”我只提出一个要求：让我吃饱、吃好。当时他的妻子在家里没工作做，亮出她的全部手艺来招待我。上尉忠实地履行了我们之间订立的契约。我自出门旅行以来第一次吃上了饱饭，并好像还长了几斤。上尉是个坚强的人，有着坚韧的性格。我们学习了许多课程。临走之前我又给他安排了复习任务。后来，我得知，他考上了学院，数学也考上了。
离开扎波洛日耶，我继续向下一站走去。总之，这趟旅行确实不同凡响，而学校的学习却已按部就班地进行。我学习成绩不错，一般都得“5”分。我经常出去打排球，进行训练和参加比赛，但尽管如此，学校并没有因为我的体育成绩好而在学习上就给我一些照顾，这和现在不一样。不仅如此，一些老师还总是要我去参加考试。这样，我参加的考试甚至比普通的同学还要多。这些老师妒忌我在体育上用去了那么多的时间，认为，排球会分散我的精力，让我不能认真去钻研学问。有一次，拉基茨基教授在考函数理论时，建议我不做任何准备就进行考试。他说：“叶利钦同学，您拿一张考卷，试一试不经过准备就进行回答。您是运动员，没有什么可以准备的。”那时，每个人的桌上都摆有笔记本和教案。因为，有关塑性的理论非常复杂，有许多公式，一张纸写不下。全都记住也不可能。所以，老师同意用教科书和教案。教授决心要拿我进行试验。我们较量了很久，但教授最后给我打了个“4分”，真是非常遗憾。一次，我给他解出了一道非常难的难题，这道题10年之内他的学生中没有一个能够解出。所以，他将我视作“掌上明珠”。教授很有意思，人聪明，又有学问。我们大家都很尊重他。但尽管这样，我还是得了这个讨厌的“4”分。
有一次，我喜爱的排球差点要了我的命。那时，我每天要训练6～8个小时，晚上还要学习。我只想在我的记分册上看见“5”分，因此，疲劳过度。而且，此时，老天爷好像故意与我作对似的，我又患上了喉炎，发高烧到40度左右。可我不管这些，还仍然去参加训练。但是，心脏再也承受不住这样的负担，我感到极度的虚弱，每分钟心跳达150下。我被送往医院。医生命令我躺在床上一动也不许动。不过，当时还有一线微弱的希望，那就是至少4个月左右以后我的心脏还可以恢复正常。但如果不能恢复正常，那我就将患上器质性心脏病。可是，我在医院里住了没有几天，就逃跑了。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同学们用床单搓成绳子，我就顺着这条绳子从窗门爬了出来。然后乘车往父母的住地奔去，他们那时住在别列兹尼基。
回到家里，我就渐渐恢复了元气。但是，有时候我刚一站起，就顿时觉得天旋地转；站着时，心就好像要从胸中跳出来一样。但很快我的身影又开始出现在运动场。不过，最初比赛时仅能坚持几分钟。有时手刚一碰着球，球就飞了。同学们急忙把我扶到椅子上休息。我躺在那儿，觉得自己就像是走上了绝路似的。我想，这下子可完了。心脏如果不能复原，体育也再搞不成了。但即使如此，我还要去参加比赛，并努力在运动场上左右驰骋。刚开始我只能坚持1分钟，后来逐渐延长到2分钟、5分钟，1个月以后，就可以打满全场了。当我再回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找到当初给我治病的医生时，他对我说：“虽然您逃跑了，但看得出来，您在家里肯定是乖乖地躺着一动不动。不然，您的心脏不可能完全恢复正常。”应当坦率地承认，那时我逃跑伴随着极大的风险。我的心脏可能从此就将彻底完蛋了。但我认为，不应当怜惜心脏，相反，应该给它加点负担。这就叫做“以毒攻毒”。
原来规定写论文的时间是5个月，但后来我不得不仅用1个月的时间去写。因为当时正进行全国排球锦标赛，而且正好是各方交战最激烈的时候。我们从一个城市转战另一个城市，当我再回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时，离论文答辩就剩下最后的1个月了。我的论文题目是《电视塔》，可那时几乎还没有电视塔，所以，我只得全靠自己去进行探索。直到今天我也想像不出，我当时是怎么获得了成功。为了写好论文，我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又不知付出了多少劳动。而且，当时谁也不可能帮我，一切全得靠自己：自己绘图、自己计算。总之，要自己一个人从头干到尾。但尽管这样，我还是写好了论文，并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答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