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同时代的人中，也有一些人完全否定过去，他们在这个奇异的新世界里，找到了某种固定的寄托之处。但是罗斯福却又不如此。他并不把命运最后寄托在那个世界的任何部分——既不信奉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也不搞商人的唯利识途，既不相信激进主义，也不信仰国际主义。由于他适应能力强，由于他与形形色色的亲信接近，由于他无需反躬自问，由于他极其自信，所以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领域，他都能八面玲珑融洽相处。
一次成功导向另一次成功：罗斯福认为他自己能出色地担当很多角色——党派领袖、实务家、官僚、海德公园的乡绅、州长、竞选人、战胜小儿麻痹症的英雄——这一切他都扮演得越来越得心应手。这是他为什么在白宫能游刃有余的原因，因为在当代，担任一个伟大的总统，必须一身多任。罗斯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优秀演员，他脸上的表情，他的姿态，他头部的倾斜都传达他的感情；他念讲稿时，抑扬顿挫掌握得恰到好处，体现了他深得戏剧表演的要领。说他是个优秀的演员还有更深刻的含义，这就在于，他不仅是按着预定的剧本，而且是用整个身心来演好他扮演的角色。
结果就造就了一个不拘泥于陈规和政策的人，他随机应变，犹如掮客，因为他必须在互相冲突的世界和经历之间斡旋。在某些人如胡佛之流的眼中，由于这种高度的灵活性，他被看成是“变色龙”。确实，甚至他的某些朋友也认为他似乎是处于一种变幻莫测的状态，没有什么既定的原则，因为许多学说和教条他都弃而不用。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很难透过面具看出真容，他们看不到他内心的判明取舍曲直的指针。
置身于两个世界之间的罗斯福，把他自己的生活划分为几个部分。其结果有时荒唐可笑，如他企图迫使互相反对的两派合作，而不了解他们为什么不干。有时结果很不幸，因为罗斯福强把多种角色会集于一身，在形势需要的时刻削弱了他进行坚强领导和作出长期战略决策或承诺的能力。这就使得美国社会上互相冲突的思想和力量不仅能从外界来打击他，而且又从内部来分裂他，因为他既结合了也反映了这些力量。
不过，罗斯福的灵活性和机会主义也有极大的优越性。在一个社会变迁令人眩晕的时代，他可以迅速采取行动来摆脱国内外危机。在一个实验具有极大重要性的时代，他能够试验某个方法，很快将它抛弃又转向其他办法。在一个美国人必须从事态的意义中获得教育的时代，他可以充当一个极为优秀的解释者，因为他能够把许多社会现象说得头头是道。他领导着一个高度多样化的人民，主持着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他可以用瓦特·惠特曼的话来说：
难道我自相矛盾？
好，那我就自相矛盾吧，
（我无比浩瀚；我包罗万象。）
林肯·斯蒂芬斯曾经说过，西奥多·罗斯福是用他的臀部思考。富兰克林·罗斯福思考时，也许大脑也用得不多，但他是用五个感官，或许还有一个第六感官来思考。他有一个雷达，指向四面八方，准确敏感，把一切都一股脑儿地录下来并把影像储存在灵敏的反应仪里，这个反应仪就是罗斯福的大脑。
难道这个人身上就没有一个坚强的核心、根本的个性、最终的信仰吗？看到他那从一个主意转到另一个主意的易变的头脑，他的访问者就很难以相信在那明快开朗的言谈背后还有什么坚如岩石或钢铁般的东西。但这类东西确实存在。罗斯福的面具和和外衣揭开得越多，这个来自海德公园、格罗顿和哈佛的跨时代的人物就越发显现出来了。
不管是如何狡黠多变，罗斯福基本上是个有道德的人。他强烈地感觉到自己需要行善，以致他认为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对的。我们说他基本上是个有道德的人，正是从上述意义上说的。他信仰善行并教人如何为善，而且认为人们最终是要为善的。他之所谓的“善”就是恩迪科特·皮博迪所解释的“十诫”和“金科玉律”。他指的是他在1932年说的，“我们总是要回过头去遵循人类行为的简单“法则”。他指的是他1933年签署证券买卖必须诚实的法案时说的正直的老式准绳。有意思的是罗斯福总是回首过去寻求他的道德规范；他不想重新创造。
这些准则并不精确，罗斯福也不希望它们精确。只要有了也就行了。有一次埃莉诺·罗斯福跟他提起孩子们的宗教教育问题，他只说，让孩子们去教堂做礼拜，学他自己以前学过的那些就行了。他妻子执拗地问他：“可是你真的相信你学过的一切吗？”“我确实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他说，眼里闪着古怪疑惑的神色，“我觉得不必去想这类问题。”但是他却要求别人清楚他自己的简单的行为准则，并了解他是忠诚于那些准则的。理查德·惠特尼在财务上失职一事披露后，罗斯福的阔朋友们写信来恭维他没有利用这个不幸事件作为对华尔街进行政治攻击的筹码。总统对这些信件甚感惊异，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