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跟以前做北部尉一样，甫一上任就重拳出击，通过上奏朝廷，一举罢免了十个县令、县长。这样一来，大小官吏无不震恐，一些犯法有恶行的人为了逃避制裁，只得逃入外郡躲藏。
济南国民间建祠的风气很盛，曹操上任时，境内祠庙竟达六百多处。古代建祠是件很严肃的事，必须按照国家典章建立，祭祀要依据礼制，但这些祠庙多数都不是，它们是滥设的，祭的也是奸邪鬼神，属于所谓“淫祠”。
“淫祠”不仅与法度不合，而且还成了地方官吏们敛财的工具，他们借祭祀活动大搞摊派，随着祭祀之风越刮越烈，百姓也越来越穷困。
“淫祠”早已成为地方一害。可若加以处置，必然要触动地方官吏的奶酪，同时这种风气已历数百年之久，移风易俗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故而历任国相都听之任之。
曹操不管这一套，到任后雷厉风行，下令将“淫祠”全部拆毁，并严禁官民再搞祭祀活动。谁都知道曹操言出必行，五色棒随时会挥下，之后便再没人敢提奸邪鬼神的事了。
继北部尉任期后，曹操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再次大增，就在这时，他接到了任命他为东郡太守的调令。
东郡与济南国属同一级别，重要性不分彼此，东郡太守与济南相也处于相同地位，说明这是同级调动，而非迁升。曹操早已不是当年的仕途新手，他从中嗅出了异样的味道，并很自然地推测出，是自己在济南的所作所为，让朝中的权贵已经按捺不住，只是因为碍于其家族背景，才只能用平调的方式将他弄走。
曾几何时，曹操的政治理想仅仅是像忘年交桥玄那样，当一个称职的郡守，但在浊世之中，这种理想恐怕很难有实现的机会了。在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得罪权贵并引起对方反弹的情况下，他纵然不为自己的安全考虑，也得顾及父亲及其他家人是否会受到牵连。
经过反复考虑，曹操以生病为由提出了辞职。朝廷接着又任命他为议郎，曹操这回可没那么傻了，同样坚辞不就，随后他便回到谯县老家，过起了春夏读书，秋冬打猎的隐士生活。
冤大头
宠信宦官的灵帝是一个财迷皇帝，他在洛阳的西园建造了一个“万金堂”，用以积攒钱财，财源来自于买卖官职的收入。
其时，曹操的祖父曹腾已经去世，曹操的父亲曹嵩继承了巨额家财。曹嵩是一个比较平庸的人，政治能力比不上身为宦官的曹腾，任上也没有什么建树，只因家里的钱实在多得花不完，他一时官迷心窍，便也参与到了买官行列当中。
在西园公开叫卖的官职主要是地方官，即郡太守、县令、县长这些。公卿是朝官，灵帝不好意思公开拿出来卖，就通过宦官私下和人家单独洽谈。公的定价是千万，卿五百万，曹嵩看中了三公之一的太尉，想买。谈价的宦官知道他手里有钱，就故意往高了喊，结果曹嵩以一万万钱，比原定价整整高出十倍的价格，才买得太尉。
曹嵩做了一回冤大头，他在太尉职位上也只过了一年瘾，很快就遭罢免。纵然如此，因为他是靠买官当的太尉，本身又是宦官之后，所以理所当然地遭到名门士族的轻视和唾弃。袁绍与曹操当时是密友，自然一时不便说出难听的话，但日后翻脸后，还是不忘借文人之笔大骂曹嵩：“你用赃款买官位，用金银珠宝贿赂权门，这是什么行为？是在窃取国家重器，企图颠覆国家！”
其实卖官鬻爵乃灵帝所倡，并不完全是曹嵩的过错。灵帝贵为皇帝，居然财迷到这种地步，实堪发指，以冀州刺史王芬为首的几个地方官吏便密谋发动政变，废掉灵帝。
曹操虽赋闲在家，但名声在外，王芬也派人向他送来密信，欲拉他入伙。此时的曹操历经宦海沉浮，分析能力和洞察力早已今非昔比，他对灵帝固然也失望透顶，认为废立并不是绝对不可行，然而也同时认为行事必须以权衡成败、掂量轻重作为前提。
在曹操看来，王芬等人既乏深谋，又无胆识，更不了解大势走向，却试图侥幸成就大事，这种形同儿戏的做法必败无疑。他复信拒绝参加行动，并且劝王芬等也不要贸然行事。
事态的发展正如曹操所料，王芬政变没有取得成功，王芬也落了个举家自杀的结局。
曹操隐居，距离他以孝廉身份入仕，已经相隔了十多年。回想当初孝廉们在京聚会，恍然还是正发生在眼前的事，曹操的很多同年在入京时就已是老者，曹操一直记得其中有一个来自凉州的韩某，甚至把儿子都一同带到了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