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说跟宦官有关系还好，一说犹如火上浇油，曹操怒喝道：“夜间出行，违反禁令，当受重罚，你知道吗？”
蹇硕的叔叔焉能不知城门所悬的五色棒，见曹操声色俱厉，他才自觉有些不妙，急忙辩解说：“我有急事才出来。禁令是为了防止变乱，像我这样的人，哪有变乱之理？你不应当处罚我。”
“我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违反了禁令就要制裁，徇私枉法的事我是不能干的。”
曹操不容分说，下令把蹇硕的叔叔押到城上，宣布罪状后当众用五色棒击杀。这件事轰动京师，甚至传到了皇帝耳中，自此人人都知道了北部尉曹操的厉害，不单是城北，整个洛阳城的治安情况都因而大为好转。史载：“京师敛迹，莫敢犯者。”
如果把北部尉换成是别的孝廉，恐怕根本不敢这么干，或者是干了以后也将吃不了兜着吃。曹操则不然，朝野士人和清流派官僚不消说了，自然视他这一行为是打击宦官，与宦官集团彻底划清界线的壮举，尤为奇特的是，就连仍将他视为本门子弟的宦官集团，对他也是一片称誉之声。
当时的宦官基本都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与士大夫争斗时色厉内荏，完全不被对方正眼相看。虽然他们可以假借皇帝名义陷害对方，但其实内心也有着很强的失落感和危机感，看到集团子弟中突然出了这么一个敢作敢为的青年，便都视之为未来的本门精英，大家都共同称赞和保荐他。
蹇硕受皇帝宠信不假，然而他当时还只是个小黄门，在太监中的级别不算高（曹操的祖父曹腾最早在宫中的职位也是小黄门），远在同样深受皇帝宠信的张让等人之下。尽管蹇硕内心对于叔叔被曹操诛杀肯定一百个不满，但胳膊拧不过大腿，实在也不能拿曹操怎样。无奈之下，他只得以退为进，也像别人一样举荐曹操，以期用另一种方式把这个“瘟神”赶出洛阳。
曹操新官上任，就得以初战告捷，终于如愿以偿地离开京城，升为顿丘县令。这是曹操人生和事业上的一个里程碑，他对此一直不能忘怀，功成名就之后，曾特地把当年推荐他做北部尉的老先生请去，设宴款待。
在畅饮述怀时，曹操开玩笑地说：“老先生，您看我还可以去做尉吗？”
对方回答得很巧妙，说我当初推举你时，你正适合做尉呢！
曹操听了哈哈大笑，当然这是真正开怀的笑，得意的笑。
国家再也没有希望了
宦官集团还把曹操当自己人，然而曹操本人可不这么想。数年后，当他被征召入朝任议郎时，第一炮打的就是宦官集团。
议郎是顾问性质的官，可发表议论，上书言事。曹操借职务之便，不顾忌讳和个人安危，公开为当年党锢之祸的受害者窦武等人鸣冤叫屈，说：“窦武等人正直为公，却被无故陷害。奸邪之人充满朝廷，善良之人的进身之路却被堵塞。”
结果，谏议书送上去后石沉大海，曹操等了很久也不见回音，这让他大失所望，不禁感叹：“这样下去，国家再也没有希望了。”
议郎没有什么具体的活要干，是个闲职，上书又没人理，这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窘境，直到黄巾大起义爆发，才得以改变。
为了镇压黄巾起义，朝廷动员了全国最精良的部队，曹操被授以骑都尉，随皇甫嵩征讨颍川黄巾。这是曹操第一次有机会带兵打仗，当年他三十岁，虽然有的是热血和勇气，但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会逞匹夫之勇的莽撞少年了。
曹操不是头脑简单的武夫，他在青年时代就喜欢研究军事理论，曾仔细研读过能收集到的各种兵书战策，而此次上阵又赋予了他实践和继续学习的机会。他的上司皇甫嵩乃当朝名将，号称“兵动若神，谋不再计”，虽然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但曹操既有机会随其征战，也一定从皇甫嵩身上领悟到了很多用兵布阵和取胜于敌的窍门。
皇甫嵩起初作战不利，一度被颍川黄巾军击败并遭到包围，然而他很快就扭转局面，用火攻打乱了黄巾军的阵脚。发动火攻时，曹操正好率兵赶到，与皇甫嵩等合兵共战，从而大破颍川黄巾，斩首数万级。
此后，皇甫嵩又陆续扑灭了其余黄巾军，不过这跟曹操已没有关系了，他因功被提升为济南相，暂时告别了军队和战场。
济南国与郡平级，由中央任命的国相相当于郡的太守。当时吏治败坏乃普遍现象，济南国的情形尤显严重，济南国辖十余县，多数县令、县长（大县称县令，小县称县长）上附外戚宦官，下结地方豪强，平时贪赃枉法，巧取豪夺，无所不为。因为他们的后台太硬，历任济南相都不敢管，有的甚至曲与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