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尴尬的是，朝廷除了一纸诏令，什么都拿不出来，吕布自己又穷到了底朝天，连开拔费都无法筹备，此事最终只能不了了之。
曹操出马了
献帝一行在河东居住了半年之久。期间，献帝派人与李傕等和解，李傕眼看已无法追回献帝，只好顺水推舟，卖个人情，释放了被他们扣住的公卿百官，又归还了一些掠去的宫女和御用器物。
不幸的是，此后河东也遭受了严重的蝗灾，皇室给养殆尽，宫女只能以野菜野果为食。回头来看，吕布没条件勤王反而是件好事，因为吕布军要是来了河东，不亚于凭空增加了一支“蝗虫部队”，朝廷的粮食将更加紧张，大家弄到连野菜野果都抢不到手，也是很有可能的事。
在这种情况下，献帝不得不决定渡河南下，重返故都洛阳。白波军内部经过博奕，李乐、胡才都被留在了河东，由杨奉、韩暹护送献帝去洛阳，另外再加上一个河内太守张杨。在献帝落难期间，张杨不时遣人进贡，给皇室送来食物，献帝感其接济之力，遂授任他为大司马，并同意他参与护送。
这时的洛阳已是一片焦土，宫室烧尽，街陌荒芜，到处都长满了野草。随献帝回都的百官都没有房屋可以栖身，只能劈开荆棘，依靠着残墙断壁，搭些棚子来居住。各地州郡拥兵自重，很少有肯主动进贡的，导致朝廷有出无进，饥饿的威胁不但没有解除，反而更趋严重，群臣饿得受不了，尚书郎以下官吏被迫自己出城打柴、采集食物，因而饿死者有之，被士兵杀死者亦有之。
皇帝虽然已经是穷途末路，身价暴跌，但毕竟还是一国之主，谁把献帝抢到手，谁在政治上就有发号施令和加官晋爵的主动权，所以围绕着献帝的归属，以李傕等人为首的凉州集团，也才会与以杨奉等为首的新兴白波集团争来抢去，大动干戈。
袁绍的谋士沮授对此看得很清楚。沮授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计划的首倡者，把献帝弄到手是他的一贯主张，过去他曾劝袁绍到长安迎回献帝，不过当时一者袁绍力量不够，二者他自己还有些犹豫，导致计划未能实施。
如今，袁绍已击败了以公孙瓒为首的各路敌手，以邺城为中心的冀州根据地日益巩固，在所有军事集团中，他的实力最为雄厚，声望最为显赫，也最有条件迎奉献帝。这正是瓜熟蒂落的时候，沮授建议袁绍赶紧将献帝接来邺城，并迁都冀州，以便对献帝和朝廷加以控制，“这样，我们就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蓄士马以讨叛逆，谁能抵挡得了呢？”
袁绍听了沮授的话后，颇为动心，但正当他准备如此办理的时候，谋士郭图插了进来，竭力表示反对。
当年秦始皇去世，二世残暴无道，引得英雄并起，各据郡县，聚集徒众，互争天下，并概括成一句“秦失其鹿，先得者王”。郭图认为，现在的形势就是秦末汉初时的翻版，大家逐鹿中原，都凭真本事吃饭，中间再夹一个早已失势、实际无甚用处的皇帝，有什么必要？
在郭图看来，把献帝迎到身边，岂止用处不大，还等于是在自找麻烦。因为以后不管做什么事，动辄就需要上表向献帝请示，对于献帝的意见，你服从，自身权力就会遭到削弱，不服从，又无异于抗命。
郭图的话，看上去似乎也有那么几分道理，却未必是其由衷之言。袁绍谋臣武将众多，但并不像曹操的部下那么团结。沮授是冀州人，属冀州系，郭图是颍川人，属颍川系，两系党同伐异，勾心斗角的情况很严重。设若沮授的建议为袁绍完全接受，最后又得以实现，沮授及冀州系在袁绍府中的地位自然水涨船高，这不是郭图所愿意看到的。
为了排斥沮授，郭图就算是看到了迎奉献帝的必要性，嘴上也一定会把这一计划说得一无是处。同为颍川系的武将淳于琼等人，也站在郭图一边，劝袁绍三思而后行。
袁绍是个耳根子很软的人，郭、淳等人所言本身也正是他的心病所在，于是重又陷入踌躇不决之中。
沮授一看急了，连忙敦促袁绍速下决心：“现在迎接朝廷，既合道义，又合时宜，如果不采取行动，早点定下来，必然有人会抢在我们前面。”
袁绍还是拿不定主意，决定他事业能否成功，以及日后和曹操相争的关键一步，就这样被无限期搁置起来。
沮授说得没错，你没战略眼光，别人有，你不早早下手，别人就会抢先，曹操出马了。
曹操很早就听取谋士毛玠的建议，把“奉天子以令不臣”视为目标，即便先前没有条件和力量将之付诸实施，也尽量遣使长安，用以取得献帝和朝廷的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