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知道关东军已无法对他构成实质性威胁，董卓逾加骄狂跋扈。还在返回途中，他就让朝廷派人持节拜自己为太师，到达长安后，又大发淫威，通过羞辱大臣，滥杀无辜来加强自己所谓的权威。朝廷内外，含冤屈死的人数以千计，士民全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以致路上相遇，都不敢说话交谈，只能用眼睛相互示意。
董卓本色不改，在政治水平上依旧是个侏儒，他的这些恶行劣迹，又一次为关东军讨伐董卓创造了机会，但以袁绍为盟主的诸侯们却都无动于衷。不久，连袁绍、曹操也都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了保自己、夺地盘的内斗当中。
孙坚能建奇功，令董卓都对他刮目相看，离不开袁术对他的物质支援。相比之下，曹操虽同样摩拳擦掌，极思一搏，但却得不到应有的支援，从而使得他连出击的机会都没有，这倒也不是袁绍故意给他使绊子，而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就连袁绍自己都还整天吃不饱。
袁绍的渤海国属冀州，是个小郡，没有多少物资产出和储备，冀州太守韩馥所辖的大部分冀州地区则较富裕，尤其粮草充足，号称可为百万甲兵提供多达十年的谷米。伐董期间，袁绍战区的各部队，不仅曹军，就连袁绍本军的粮饷，也全都得依赖韩馥漕运接济。
袁绍头上本有“四世三公”和消灭宦官集团的光环，加上家族遭难，更易激起世人的同情，归附者纷至沓来。韩馥对此忐忑不安，害怕袁绍在扩充过程中增强实力，从而对自己构成威胁，于是便减少了对袁绍的给养供给，想借此搞垮袁军。
袁绍谋立刘虞的计划失败，袁术一方却在孙坚占领洛阳后，拔得了头筹，如今又被韩馥卡脖子，这使得他不得不抓紧实施北方战略，也就是他在袁曹对话中提出的设想。
谁是第二个董卓
袁绍并非不重视“天下智力”，他对于名士的吸引力甚至还远胜于曹操，在曹操身边只有曹洪、夏侯惇等偏重武力的将领时，袁绍帐下就已拥有了逢纪等谋略型人才。
逢纪建议干脆反客为主，谋夺冀州以为根据，他对袁绍说：“将军举大事而靠别人资给军需，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必须占据一州之地，才能得以保全。”
逢纪所言正符合袁绍的心意，但是他也考虑到自己的士兵又饥又乏，冀州则兵强粮足，若一旦谋夺事败，今后将无立足之地。
逢纪对此早已经有了筹划，他告诉袁绍，韩馥是个庸才，只需如此如此，就一定会让出冀州。
幽州牧刘虞所辖的幽州与北方匈奴、鲜卑、乌桓等游牧区域相邻，历来战争不断，当地汉人也像凉州、并州那里一样，生活方式有些接近于游牧民族，故而盛产骑兵。公孙瓒就是从这种环境中脱颖而出的骑兵将领，他在幽州乃至北境，赫赫有名，举足轻重，连鲜卑人都怕他，轻易不敢侵入边塞，刘虞虽为一州父母官，但也无法对他进行制约。
公孙瓒与韩馥有隙，袁绍依逢纪之计，写信给公孙瓒，要他攻打韩馥。公孙瓒果然以讨伐董卓为名，引兵南下，实际要对韩馥发起偷袭，韩馥生性怯懦，还没打就害怕起来。
袁绍是“孤客穷军”，兵力不足，但恰逢董卓向西进入潼关，使他得以将部队北调，进据黄河北岸津要，向冀州的心脏邺城摆出进攻姿态。作为附从于袁绍的部队，曹军也实际参与了这次军事行动。曹操投奔袁绍后，其主力便由夏侯惇率领，驻扎于白马等地，白马乃黄河南岸的重要津渡，在袁军北上后，夏侯惇保护着袁军后方，可以说为袁绍夺取冀州助了一臂之力。
与此同时，袁绍组织了一个能言善辩的说客团，前去冀州，向韩馥软硬兼施，陈说利害，劝他将冀州让给袁绍。面对来自公孙瓒、袁绍两方面的军事威胁，韩馥自思难以抵抗，在这种情况下，袁绍的劝诱就很难不让他动心了。
韩馥是袁氏门生，他认为只要自己主动放弃，袁绍念及旧情，应该就不会夸待他，于是便不顾众人反对，将冀州让出，迎请袁绍为冀州牧。袁绍接掌冀州后，以献帝的名义任命韩馥为奋威将军，但韩馥的这个官职就跟曹操的“行奋武将军”一样，不过是个虚衔，既无兵卒，也无官属。
后来，韩馥跑去投靠了张邈。袁绍派使者到张邈处商议事务，使者和张邈凑着耳朵低语，在座的韩馥为之惶恐不安，认为他们要谋害自己，没过一会就借口去上厕所，拿刀自杀了。
继桥瑁、孔伷之后，韩馥的下场再次表明，过去那个谈笑有鸿儒的时代已经远去，如今是强者笑傲江湖的时代，在这个新的大时代里，所有居于要位的弱者，不管他们愿不愿意，都将被无情地扫荡出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