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以张邈为首的酸枣诸将，袁绍更具战略远见和大志。他与曹操英雄所见略同，按照曹操的建议，他自驻河内，令河内太守王匡率新募的泰山兵进驻河阳津（即孟津），又向韩馥借兵万余、船百艘、强弩万张，屯于孟津河中，以防敌军北渡。
问题在于袁绍虽被共推为盟主，但其实只是个空架子，难于号令诸侯，在关键要务上，不但酸枣诸将，就连袁术也并不听命于他。
袁绍、袁术本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弟，因为袁绍被过继给了袁术的伯父，他们才成了堂兄弟的关系，又因为袁术是嫡子，而袁绍母亲系婢女出身，也就是庶子，所以袁术很看不起袁绍。
酸枣会盟时，袁术是后将军，官衔比袁绍的渤海太守高，加上他自恃家庭身份比袁绍高，便以为在要他们兄弟俩中间挑一个做盟主的话，必然只有他够格。谁知诸侯们并没计较官衔大小，对袁术很在意的血统也没当一回事，愣是把袁绍推上了盟主之位。
袁术丢了面子，因此对袁绍更加看不顺眼，兄弟间的关系很紧张。换成是别人做盟主，让袁术照曹操的方略行事，他或许还会考虑一下，如果是袁绍对他发号施令，他听都不愿意听。
联军指挥权的分散和将领们的无能，使关东军丧失了本应能够掌握在手的主动权。兖州各诸侯集重兵于酸枣，却又拖延不战，日久乏粮，必然难以维持，各部军纪因而日益败坏，连纵兵抄掠这些西北军干过的坏事，他们也都干了个遍，驻地周围的百姓深受其害，死者过半。公元190年5月之后，酸枣诸军连形式上的联合也维持不下去了，不得不解散了事，各归原来的辖区。
兖州诸将，原本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和目标，即讨伐董卓。一旦丧失初心，诸将便都走向了自身的反面，还在酸枣大营时，他们便拥兵自重，各施号令，及至回到辖区，又为争夺地盘和势力范围，相互之间大打出手。
兖州刺史刘岱莅任时间不长，只能控制州治昌邑附近的一些州县，在他州内做太守的张邈、桥瑁实际都处于独立状态，并不听从他的命令。刘岱与桥瑁反目，关系越来越恶化，张邈和桥瑁之间也相互敌视，桥瑁成为众矢之的，为此刘岱对桥瑁发起火拼行动，张邈等人都出兵助战，最终导致桥瑁被杀。
刘岱、桥瑁、张邈，三人都是当初讨伐董卓的勇士兼健将，或率先发起反董倡议，或主动拟制反董檄文，或最早组织酸枣联盟，结果却自相残杀，搞窝里斗，徒令董卓看他们的笑话。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袁术战区。长沙太守孙坚北上参加讨卓，与袁术进行联合，袁术便表举他为破虏将军，代理豫州刺史。
豫州也就是曹操家乡谯县所归辖的州，原任豫州刺史孔伷参加过酸枣会盟。孔伷善于清淡高论，人们笑称，若是让孔伷滔滔不绝地说起来，恐怕连枯死的树木都能被他说得活过来。不过此人也就是能说，打仗是个外行，根本没法跟孙坚那样的厉害角色斗，孙坚一出手，就把他给赶跑了。
对于这些破坏联盟的行为，作为盟主的袁绍置之不理，该管的一点也不管。当然实际他也管不了，伐董联盟由此变得更加松散和缺乏凝聚力。
我想依靠天下智力
董卓固然缺乏政治智慧，但却绝不缺少军事才能。他看出兖州诸将虽在讨卓行动中最早发挥作用，然而各怀异志，犹如一盘散沙，暂时已经可以弃之不顾，真正需要引起重视的还是袁绍、袁术，二人也已实际成为讨卓联军的核心。
董卓派使者前往关东，晓谕二袁，劝他们归降。董卓屠杀袁氏家族五十余口，双方不共戴天，袁绍、袁术岂肯就范，他们以牙还牙，也把前来劝降的使者都给杀掉了。于是董卓先礼后兵，凭借成皋一线的关隘要地多在己手，分别对二袁发起突袭，曹操曾经预料和担心的情形出现了。
西北军的几万步骑兵突然冲进袁术战区，所幸孙坚处惊不变，立即引导部队进城防御。西北军骑射凶猛，攻城则并非其强项，见立于城头的孙坚军队列严整，知道无隙可乘，没敢发动进攻就退走了。
在袁绍战区，袁绍依曹操所言，调王匡的泰山兵进驻于河阳津，以作为本战区伐董的桥头堡，被董卓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董卓采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派出疑兵，装作要从正面渡河，暗地里却派精锐部队绕至王匡的后方，对其发动大举攻袭。王匡猝不及防，所部被轻易击溃，泰山兵几乎损失殆尽。
董卓发动的这两次大规模突袭，特别是大败王匡，虽然还不致于使联军的核心战区即刻陷入崩溃，但也已足以削弱其力量，动摇其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