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这才发现，情况远比自己原来想像的还要严重得多。徐晃所据的宛城乃南阳郡中心，南阳起义刚被镇压不久，以前的宛城守将侯音即为那次起义的领导者，可见曹军在当地不得民心，极易再次发生变乱。
限于后勤供给条件，曹操一向都以少而精的原则来编组军队，他外出远征，一般情况下，每次最多都只能集结十万大军。襄樊战役爆发后，于禁从关中已经带走了至少三四万的主力部队，刘备尚在汉中虎视眈眈，所以陈仓防线及其关中也必须部署相当数量的精锐武装，这样一来，曹操真正能够从西北调来的兵力就很有限了。徐晃部多为新兵，很难直接和关羽交锋争胜，此外虽然还能再从关中零零碎碎地抽出一些机动兵力，但也形不成规模。
假如徐晃救不了樊城，亦守不住南阳，许都必受威胁，许都的守军不多，万一关羽攻入许都抢走献帝，曹操将失去他自挟天子以令诸侯以来的最大政治资源，“以魏代汉”以及统一天下的图谋亦将随之落空。
想到这里，曹操真是一身冷汗，他赶紧召集军政会议，提出许都离前线太近，是否应将献帝迁至邺城，以避关羽兵锋。最终，因大家都担心迁移将会极大地动摇人心，使得局面更加被动，此议方才作罢。
联吴
曹操面临着自赤壁兵败以来的最大危机，曹营的上上下下都被动员起来，纷纷献计献策，其中谋士司马懿、蒋济的观点引起了曹操的特别关注，这就是“联吴”。
在赤壁大战前，曹操并不把孙权、刘备放在眼里，对于“联吴”基本是不屑一顾的。赤壁一战，曹操被孙权打得鼻青脸肿，只得退还中原，从那时候起，他才清醒过来，开始明白孙刘联盟的价值，并尝试对孙、刘进行挑拨和分别拉拢，“联吴”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策略。
“联吴”的效果，最初并不理想。原因是多方面的，一者，当时孙刘都处于发展期，有抱团抗曹的现实需要，二者，刘备营中有诸葛亮，孙权营中有鲁肃，两人都是极具前瞻性眼光的大战略家，特别是鲁肃，正是他始终坚持，一力促成，才有了“湘水划界”。
当然还有最不可忽视的一点是，曹操对于“联吴”的认识仍不够深刻，他总认为自己的中原大军数倍于孙刘，赤壁兵败只是一时失利，只要缓过神来，总能把孙刘都统统收拾掉。这种心态导致他对于“联吴”一直都是采取权宜态度，比如给孙权写信相诱，以及“四越巢湖”未果后接受孙权求和，事先均缺乏认真细致的战略性思考和安排，于是注定都只能沦为失败。
一场两场战斗战役的失败，是可以补救的，一个战略性的失误，却会导致满盘皆输。襄樊战役距离赤壁大战已过去了十一年，在这十一年中，曹操以一敌二，孙、刘两家则是合二抗一，虽然偶有破裂，但马上就又能弥合，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孙、刘逐步扩张势力，一个进据江北，时时逼攻合肥，一个全取益州、汉中，而曹操却只能步步退却，直至被关羽水淹七军，襄樊危在旦夕。
曹操本有扑灭群雄之志，在其全盛时期威风八面，势不可挡，关东的袁绍、袁术、吕布、刘表，关西的马超、韩遂，哪一个不是强者中的强者，好汉中的好汉，最后都被曹操一扫而空。唯独对于江东的孙权、巴蜀的刘备，曹操一直难占上风，无怪乎有人评论他“公亦老矣”，说曹操还是年纪太大，故而已经雄风不再，打不动了。
其实真不是年纪的问题，是战略出错了，司马懿、蒋济点醒了曹操。
要论“联吴”的时机，此时却也再好不过。孙、刘之间的联盟关系本就属于利益的联盟，相当松散，也相当脆弱。在争夺荆州之前，因为刘备独取益州，未让孙权分到好处，孙权一怒之下，接回了嫁给刘备的妹妹，接着又为荆州归属，差点与刘备全面开战，是刘备慑于曹操进兵关中，以及依赖鲁肃的说服调解，双方才得以重归于好。
随着鲁肃去世，孙权的态度再次出现变化。
荆州在长江以南的部分，以江陵为最重要，自江陵顺流而下，对下游的江东地区据有天然的地理优势。正因如此，曹操在退往北方后，才会让曹仁留守江陵，周瑜也才会死盯着江陵不放。当初江东拿下江陵并不容易，周瑜一条命可以说就是断送在了江陵，但它后来却被“借”给了刘备，即便“湘水划界”，也没能要回来。
在刘备尚未取得益州时，他和关羽的力量都还有限，江陵尚未对江东构成威胁，及至刘备占领益州、关中，其实力已与孙权相当，江陵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关羽虽然只是刘备的一个大将，却具有独当一面和独立发展的能力，他以江陵为基地，雄视各方，连江东也处在其威慑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