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董卓的信号终于来了，谁只要想起兵，就可以以此假冒檄文作为名义。问题在于，各州郡都心知肚明那是伪文，退一步说，就算檄文是真的，三公也代表不了朝廷，董卓则挟献帝以自重，可以用朝廷的名义发号施令。许多地方官吏都不敢动，即使是那些外放到关东，对董卓咬牙切齿的太守和刺吏们，心里也都犯着各种各样的嘀咕。
冀州太守韩馥是外放京官之一，接文后召集各位从事（州郡长官僚属）商议。一位从事进言认为，兴兵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不可以当带头人，他建议韩馥先派人去别的州探听情况，如有人发动，再起而响应，“冀州不比其它州弱小，其它州的功劳不会有超过冀州的。”
从事所言正合韩馥之意，于是他写信给时任渤海太守的袁绍，数说一通董卓的罪恶，但意思却是等着袁绍先兴兵。
袁绍也不傻，反过来劝说韩馥等人率先声讨董卓，总之是大家你望我，我望你，都不肯做那个传说中会先烂掉的出头椽子。
必须有人敢为天下先，这个人就是曹操。公元189年12月，他和张邈在己吾县联合起兵。曹操不是朝廷命官，没有任何正式官职和辖地，在给养等诸方面都依赖于张邈的接济，从情理上推测，这次起兵系以张邈为主，曹操为副，对外用的也应该是张邈的名义。
张邈起兵后，即派人前去联络各路诸侯，请他们到陈留郡的酸枣县聚会立盟。见有人带了头，各州郡大员这才纷纷行动起来，韩馥、袁绍等全都应邀与盟。
曹操立即随部前往酸枣，途中要经过曾经让他遭遇危险的中牟县境。中牟县令刚调任它职，其它属员也不知道究竟应该把宝押在哪一方，唯有主簿任峻看好曹操，不仅率全县归附，还另外召集部曲数百人直接加入了曹军。
曹操的势力弱到都无资格参加会盟，他到酸枣只是与联军会合。任峻此举可谓是慧眼识英雄，曹操大为高兴，除委以重任外，还将自己的堂妹嫁给了任峻。
悲剧的亲历者
押宝的难题也影响到了酸枣会盟的现场。在反董的成效形势尚未可知的情况下，众人不同程度地都心存顾忌，当需要人领头歃血盟誓时，大员们全都推来推去，表面上看似乎是谦逊，其实说穿了，都是怕兵败后成为罪魁祸首。
张邈的弟弟张超任广陵太守，其属下功曹臧洪是张邈派往各方的联络人，一番击鼓传花，主盟的活居然落到了臧洪身上。
宣誓完了，要推选盟主。联军各部名义上都要接受盟主的统一指挥，官吏也得要由他来任命，这把交椅就不是一个小小的郡吏功曹能够领受的了。
张邈参加了首义，又是会盟的东道主、反卓行动的召集人，所辖的陈留乃兖州第一大郡，其弟张超的广陵也不小，兄弟俩直接掌控的民户、兵员、财赋数量众多。照理，张邈完全有资格当盟主，但张邈兄弟都没有急于争夺首席之意，韩馥等人亦是如此。
既然顶级大员们推辞不当，便只能在其他州牧中选。袁绍虽然官位不大，相对于其它诸侯，军事实力也不强，然而家世显贵，拥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他本人在消灭宦官集团的过程也出尽了风头，故而多数人都拥护他做盟主。
袁绍当然也不是一点顾虑没有，但名门出身的虚荣心和使命感，让他别无选择。就任盟主后，袁绍自号车骑将军，兼领司隶校尉（即袁绍在京城时的原职），给将领们也都临时授予了官号。曹操得到的职位是“行奋武将军”，行是暂代的意思，而且仅仅是一个虚衔，当时情况下，曹操不可能凭借这一官职得到任何实质性的补给。
关东诸侯联合伐董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京城。从袁氏兄弟开始，再到张邈、韩馥等，当初都是在尚书周毖、城门校尉伍琼的推荐下，才出任了地方要职，拥有了立身之地，若非如此，他们难以掌握足够的武装力量。曹操发现失策，恼羞成怒之下，认定是周毖、伍琼与关东群雄串通一气，把自己给出卖了，遂下令予以诛杀。
周毖、伍琼被杀的另一个原因，是谏阻董卓迁都长安。关东军此次声势浩大，仅仅集结于兖州的义兵就达十多万人，与此同时，黄巾军余部又在白波谷发动起义，人数也迅速扩展至十余万，有南渡黄河截断董卓后路的动向和可能。
凉并军固然相当之强，但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要想前阻关东军，后敌黄巾军，并非一件易事。董卓是西凉人，子弟兵也是西凉人，早在董卓刚刚进据洛阳时，他就已把虏掠得来的财物全部运往关中，隐然已有西归之意，待到大兵压境，迁都至离自己老家近些的长安，几乎是董卓本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