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杀完人之后，曹操才发现，所谓的兵器相击，不过是食器相碰罢了，他杀错了人！
怎么会这样？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曹操悲伤自叹：“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然后出门，继续间行东逃。
关于吕伯屠一案，更早的一本史籍有不同记载。据上面说，是吕伯屠的儿子们想趁曹操等人熟睡时杀死他们，抢劫财物和马匹，结果却被曹操发觉，遭到反杀。
问题在于曹操一行从洛阳匆匆逃出时，不可能携带很多财物，吕家兄弟也应该知道曹操先前是带兵打仗的将军，并非普通人。他们区区村民，就算是再贪财，也不至于为所获不多的一点东西，冒险直接对几个军武之人下手吧？
显然，不能仅从出书的时间先后，来推定何种史载更为靠谱。曹操在逃亡路上神情高度紧张，一旦认为有人可能要谋害他，自然会做出应急反应，而就当时客观的情境来看，在以为自己瞬间就会丢掉性命的情况下，当事人通常也都来不及做冷静的思考和调查，因而发生不幸，并不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
对于错杀故人之子，曹操肯定是既后悔又难过，悲伤的表情不会是装出来的，而且当着自己随从的面也用不着装。值得玩味的恰恰是那一声叹息，日后正是它被演绎成了一句众所周知的曹操名言：“宁可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这是在错误业已无法挽回情况下，一种强词夺理般的自我安慰。曹操因为出身于宦官家族，隐隐约约的自卑感和不安全感在其内心始终挥之不去，由此构成了他复杂性格中的另一面，即多诈、多疑。在后世的演义和小说中，人们往往把曹操渲染得格外狡诈狠毒，这固然与他的真实形象不完全相符，但以自我为中心，只是疑人图己，就不念故旧，不惜杀人，这种事他是完全做得出的。
只有用武力才能解决
东逃路上真正的危险并不是发生在成皋，而是在尔后的中牟。当曹操经过中牟时，一个亭长发现他形迹可疑，就把他扣留了起来。曹操本可反抗，但他发现对方并不认识自己，怕一动手更容易打草惊蛇，便任由亭长把他送到了中牟县府。
汉代驿传速度较快，邮差骑良马一日一夜可行两百里，虽然曹操一行也是骑马，但还及不上驿传速度。在曹操被扣留之前，中牟县府就已收到了通缉令，只是多数人都不认识曹操，也不知道亭长送来的人就是通缉令中的要犯。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没有认出曹操，有一位功曹（郡县的总务长）是例外，但他不仅没有当场揭穿，相反还向县令说情，释放了曹操。
“世道正乱，不应当拘捕英雄！”功曹对县令如是言。
一个县的功曹小官竟然能认出曹操，而且知道他是英雄豪杰一类的人物，从这件事上，既可以看出这位功曹的慧眼独具，同时也显示出，曹操当时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已及于僻壤。
曹操原计划回乡举兵讨伐董卓，但此时他在家乡谯县已经没法呆了。谯县是豫州刺史的治所，在汉帝国，州原本只是监察区域，州刺吏或州牧也只是监察官，而非地方行政官。后来因为韩遂在西北反叛，朝廷根据大臣提出的建议，出于平叛和御敌的需要，把当地的领兵治民之权也交给了州刺吏、州牧。
沛国相袁忠早年就想惩治曹操，然而碍于曹家势大，终究只能不了了之。豫州刺史则不一样，有权对豫州所属郡县用兵，豫州刺史黄琬惟董卓之命是从，接到通缉令后，立即调动驻扎谯县的州郡兵马，对曹家展开了搜捕。
早在曹操跻身八校尉时，曹父曹嵩就已被罢官，曹操如今又成为身负重罪的要犯，曹氏宗族自然没法再与官府相抗，于是包括曹嵩在内，宗族成员都被迫逃往邻近的陈留。
陈留是曹操通过中牟后的下一站。陈留郡属兖州，在士大夫中，兖州刺史刘岱反对董卓比较坚决，换言之，对曹操及其家族而言，陈留比较安全。曹操于是也在陈留停了下来，而没有回谯县。
襄邑县孝廉卫兹是当地著名游侠，他对曹操很是钦佩，对别人说：“能够平定天下的，必定是这个人。”曹操多次向卫兹请教，也感到他是一个非凡的人物，两人惺惺相惜。
“天下动乱延续的时间很长了，只有用武力才能解决，要举兵就得马上开始！”卫兹以此鼓动曹操。曹操深表赞同，遂开始在陈留、襄邑一带组建新军，积极准备起事。
汉帝国承平日久，已渐渐失去尚武精神，一般老百姓都不肯当兵，国家不到万不得已也不再征发，愈不征发，则兵愈不可用。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只能另辟蹊径，采用驾御外族、以夷制夷的办法来防卫边疆，例如在所谓光武中兴时，凉州曾由西羌代守，并州曾由匈奴代守，此外还役使囚徒屯田各地，与少数民族共同守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