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未始不想融入主流社会，初入洛阳时也做过好事，最值得称道之处，就是替党锢之祸中被宦官冤杀的党人昭雪平反。对于宦官专权时期受到迫害的清流派名士，他也都一一加以重用，知名大儒、女诗人蔡文姬的父亲蔡邕，过去在宦官打击下一直逃亡在外，董卓召他进京，三日之内升三次官，迁为侍中。后来董卓被杀，蔡邕不顾危险也要为之悲哀痛哭（因此被处以死刑），表明董卓在知识界还是赢得了一定的人望，不可全然否定。
董卓飞黄腾达后，只给自己的部将安排低级职位，而且只让他们做军官，即便喜爱的人亦不例外，显然也是知道部属们狗肉上不了正席，所以才不允许他们参与政治。问题在于，董卓的这种自知之明仅仅被用在了别人身上，却唯独不包括他自己。
按照中国古代的政治伦理，废立皇帝是最容易造成口实，受人攻击的。历代当然也多有大臣废立成功的，但那都是当事者权势已成，将内外反对自己的人都已经诛锄干净的情况下。对董卓而言，尽管京城中暂时已无人能够和他抗衡，然而京城外隐性、显性的敌人还有很多。
站在董卓的角度，别说少帝尚年幼，缺乏予以废黜的正当理由，就是等少帝成年，若果真不够好，也不能轻于废立，否则只会丧失人心，招致失败。再者，如果他想要专权，甚而为以后篡位做准备，皇帝年幼或昏庸，岂不正可利用？又为什么一定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改立君主呢？
可见董卓虽有勃勃的政治野心，但其实是一个没有政治头脑的人，他的种种做法，等于是在亲手为自己挖坑。
宁可我负天下人
洛阳是京师重地，富贵之家甚多，家家都有金帛。并凉军中的羌胡兵普遍比较野蛮，杀人越货乃是家常便饭，汉兵和羌胡打仗或打交道久了，也程度不同地沾染着这种习气。刚开始入京时，董卓还有所约束，后来便放纵士兵随意到人家家里抄没财物，名为“搜牢”，意思是就算老百姓把财物封藏好，也得全部搜出来。
有一次，董卓将军队派到洛阳东南的阳城。当地正在祭祀社神，士兵们竟然将聚集在一起参加活动的男子全部杀死，又掠走妇女、财物和牛车，然后驾着牛车一辆接一辆地回到洛阳。尤堪发指的是，他们还将遇害者的头颅全部割下，挂在车辕和车轴上，说攻打“贼寇”取得了大胜，是凯旋而归。蔡文姬在诗中用悲愤的笔调，记录了当年的惨状，写尽了并凉兵的野蛮：“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
明知军纪荡然，董卓却对此置若罔闻。事实上，他自己就极为残暴，经常用残酷的刑罚来威胁众人，树立自己的权威，不仅如此，他甚至还置皇室尊严和个人廉耻于不顾，闯入宫中奸淫宫女和公主，完全没有一个朝廷重臣该有的样子。
自汉朝开国以来，虽然重臣专权的例子并不少见，但恐怕还没有一个人像董卓这样出格。董卓早年做游侠时，曾与很多随便惯了的羌人首领结交，有人认为，从那时起，董卓就可以算作是半个羌人了，他的种种恶行也都可能与此有关。
董卓及其军队胡作非为，使得洛阳一带陷入一片恐怖之中，社会秩序根本无法维持，人人惊惧不安，朝不保夕。到了这个时候，稍有远见的士大夫都已对董卓完全失望，原先就反对召外将进京的曹操，则更加料定董卓只是逞一时之势，最后终不免众叛亲离，归于失败。
董卓对曹操倒很是欣赏，表请朝廷发表曹操为骁骑校尉，打算将他拉进自己的政治圈子，与之共议朝事。可曹操却不愿意和他同坐在一条将沉的大船之上，不但如此，他还想着要如何更快地把这条船弄沉。
继袁绍之后，曹操也改名更姓，溜出洛阳，只带了几个亲随骑兵，便抄小路向东边家乡谯县方向急奔。当然他出逃的待遇就没有袁绍那么好了，董卓闻报非常生气，严令通缉，并迅速向各地发出逮捕文告，这时候也没人敢替曹操求情，弄得他一路上都极为狼狈。
当曹操一行逃出虎牢关，路过成皋时，大家都已经人困马乏，于是就到故友吕伯屠家借宿。恰好吕伯屠外出，他的五个儿子热情接待了曹操，但曹操被追得急迫，主人礼节越周到，他反而越不安心，老是怀疑对方可能会报官或直接加害于他。
到了晚上，曹操忽然听到了兵器相击发出的声响，便断定是吕伯屠的儿子要杀自己，于是他当即拔剑，来了个先发制人。这一过程中，双方应该是发生了激烈打斗，曹操十几岁就入宅行刺张让，犹能全身而退，自然身手不凡，更不用说还有亲随助力，最终包括家人在内的吕家八口被全部杀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