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已不足为虑，曹操开始在南方选择用兵对象。
江东的孙策在临终前，将政权移交给了弟弟孙权。孙权时年只有十九岁，年方弱冠而威望不足，江东局势因而动荡不安，连孙权的堂兄孙辅都乘孙权不注意，遣人送信给曹操，口称曹公，企图叛变投靠。
孙辅很快就因东窗事发而被被孙权软禁起来，但这已足以让曹操产生出对江东用兵的想法。先前由孙策派遣出使许都的张纮，见状立即劝阻说：孙策刚死，孙权还在服丧期，趁别人办理丧事的机会去讨伐他，这不合乎自古以来的道义……
曹操听了他的话，觉得有理，便取消了已经拟制好的作战计划。
军事行动固然要考虑师出有名，但对曹操而言，有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王牌拿在手里，也就够了。就曹操一贯的个性和人品而言，若他觉得合适，向来不会在意什么道义或者规矩，比如后来袁绍一死，他马上就迫不及待地扛着朝廷的大旗，对袁绍的儿子们展开了进攻。
真正触动曹操的，是张纮紧跟在后面的一句话：如果您进攻江东不能取胜，那可就跟孙权结下梁子了，不如利用这个机会厚待孙权，彼此也好有个退身步。
江东孙氏集团的独特优势，不是陆军，而是水军。当时曹操麾下虽有精锐陆军，但唯独缺乏水军，要将他那些习惯在平原上驰骋的陆军迅速改装成水军，然后南下横渡滔滔大江，与孙氏的精锐舟师作战，是一件难度极大的事，更不要说取得成功了。
再者，官渡大战后，袁绍虽然败退河北，但稳定住当地局势还是能做到的，也就是说，曹操的北方强敌尚未被最后击溃。另一方面，曹操自身的军事经济力量也需要时间恢复积聚，在这种情况下，远涉江湖去征伐千里之外的孙权，其实很不明智，就算他有此心，也无此力。
归根结底，曹操进攻江东的想法和计划，不过是他在大胜的驱动下，所产生的一种不切实际的愿望而已。
凡是人，都会有产生奢望的时候，毕竟梦想总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比如官渡大战前，南取许都就是袁绍的奢望。袁绍的问题是，有了这种奢望后，他就听不得任何不同意见了，即使碰得头破血流，也一意孤行，决不悔改。
袁绍的缺点，就是曹操的优点，至少在这一时期，只要有人提醒，他就会立即对自己的失误和不足之处进行纠正，即便提醒者原本不属自己的阵营，也是如此。
曹操接受张纮的建议，不仅放弃进攻江东，而且上表推举孙仅为讨虏将军，兼任会稽太守，以此笼络孙氏集团。他甚至还派张纮为会稽东部都尉，希望通过他来影响孙权，使其能够归附自己。
公元201年春，因前线乏粮，不能满足同黄河北岸袁军相对峙的需要，曹操移军至粮食较多的兖州东平国进行休整。在此之前，长沙太守张羡以及相邻的零陵、桂阳等郡支持曹操，反对刘表，遭到刘表的进攻。当时曹操正与袁绍在官渡相持，自然腾不出后来援救张羡，张羡不久就病死了，其后他的长沙郡以及零陵、桂阳皆被刘表收入囊中。
借曹操无暇南顾之机，刘表稳定了长沙、零陵、桂阳三郡的局势，不仅解除了后顾之忧，而且势力范围和力量都得到增强，史书记载“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腰变粗之后，刘表开始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中原局势的变化，同时一改原先对朝廷毕恭毕敬的“窝囊样”，除不再向朝廷进贡外，还在郊外祭祀天地，从住宅到他所穿的服饰、器皿用具，全都模仿天子，简直就差像当年的袁术那样称帝起年号了。
曹操瞧着刘表，越瞧越别扭，于是考虑回师南下，进攻刘表。对此，荀彧表示反对，他认为曹操的主要威胁仍是袁绍，理应趁其刚被打败，部众离心离德，处境困难之机，彻底打败他，而不是急于对付刘表。
倘若曹军离开兖州、豫州，劳师远征长江、汉水一带，一旦袁绍收集余众，乘势从曹占区的后方打过来，那事情就坏了。这是荀彧的观点，可见他也应该同样反对出击江东。
曹操甚以为然，遂打消南征刘表的念头，决定进军河北，克平四州，彻底消灭袁氏集团。
替罪羊
当袁军兵败的消息传至其后方时，有人对仍关在狱中的田丰说，你劝阻南征的意见，现在被证实是正确的，袁公回来后，一定还会重用你。
孰料田丰不喜反悲，回答令人大吃一惊：“如果袁公得胜回来，欣喜之余，他或许还会放过我，现在他打了败仗，我就没有活命的指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