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还把我描画成一个恶霸，并引中文报纸中的一篇文章为证，说我曾抨击弟子田刚在“某中国大学几个月内收取了巨额酬劳”。杂志称田刚是我“最出色的学生”，本人对此不敢认同。它又把田刚描写为谨遵古训“尊师重道”的人。但是，我们这一行的人大都知道，我们之间尊师爱徒两者皆不闻久矣。
跟田刚失和，主因是当时有大学推行一项我强烈反对的政策，而他却为这政策打开决口，先拔头筹，结果弄得一发不可收拾。根据《科学》杂志2006年的一篇文章所说，某几所中国的大学“设置了百万元教授的职衔，年薪达12.5万美元，在中国这是天文数字”。文章形容我这位弟子站在“席卷中国学术界的风暴的中心，田是这个可争议现象的主要个案，出生于中国而在海外全职工作的研究人员，在其祖国短期工作而获取巨大的报酬”。
12.5万美元，约合近百万元人民币，这是当时中国国内顶级大学教授薪酬的十倍。其实，早在《科学》的文章前，我已知悉田刚在普林斯顿收取薪金的同时，在国内拿着优厚的津贴。其他海外的中国数学家步其后尘，纷纷在国外担任全职的同时，在国内大学收取高额的薪酬。
我是首批公开抨击这种做法的人，反对的理由有好几个。首先，在中国当教授，薪金非常低微，当时研究生的每月津贴也只是大约五十美元而已，教授和研究生的资助都亟须改善。我大声疾呼，特别因为田刚是我门人，必须讲清楚我不会接受这类行为。
差不多同时，中国也开始了“千人计划”，花大量金钱，吸引西方的知名学者到中国的大学访问，以提高大学的地位。可是有些访问学者把钱放进了口袋，却没有付出时间和精力。事实上，制度经常被滥用了。曾有学者既在美国全职工作，同时又在中国三处任职，本土教授的薪酬却如此低。反观本人从未在主持的数学中心中拿过一分钱，《纽约客》上的这篇号称揭露“庞加莱真相”的文章把我描写成一个坏人，真不知从何说起。
最后，杂志还指我的事业每况愈下，说“丘上一次比较重要的工作，已是十年以前的了”。这论断把我近年来在弦理论中包括镜像猜想、SYZ猜想和斯特鲁明格方程式等可说是重要的工作，还有在广义相对论和其他领域的努力，都通通抹杀了。可喜的是，这些工作得到同行的首肯。2010年我因在几何分析中，把“偏微分方程、几何和数学物理以崭新的方法共冶一炉”获颁沃尔夫奖（WolfPrize），也许可以说明，我在行内的地位，并未因四年前《纽约客》的描述而受损。
纵使如此，这篇十八页长的文章，基本上丑化本人，神化佩雷尔曼，这种做法令人费解。读对自己作品的劣评固然令人难受，但是看到有意丑化自己事业和生平的文章更觉惊讶，尤其是那些评语如此明显地不公，兼且错误连篇。摆在目前的问题，是如何做出最佳的反击。
能不能告杂志诽谤，我跟波士顿的一位顶级律师谈过。他觉得这是有胜算的，但会拖很久，起码要拖一年以上；就算最后赢了，也不能肯定能得到什么。虽然名誉受损令我不快，但最后决定恢复名誉的方法不在法庭，而在课堂、书房之中。我应当把此事抛诸脑后，法律上的缠斗只会适得其反。
这时又想到了父亲提过的《礼记》上的故事，它发生在公元前五百年，是我有记忆以来最早听过的故事。有个名叫黔敖的富人在路上派发食物赈济饥民，他对其中一人呼喝道：“嗟！来食。”那人宁可挨饿也不要他的施舍。黔敖后来找到他，跟他赔罪，但那人依然拒绝救济，不久便饿死了。
这个故事的教训，据我的了解，是人必须活得有尊严，同时也不可侮慢别人。这一课我学得很好，五十多年后还记得很清楚。小时候对这故事不大理解，现在回想起来才惊觉它对我的影响，在人生不同的时刻，我都会想起这故事。
这当然包括娜萨文章里面的负评。但和《礼记》中这个饥民不一样，他受到冒犯却不反抗，而我则不会受损而退缩，我不会受到“全美最优秀的杂志”抹黑后默然不语。保护自己是人的天性，我不会让别人动我分毫的。
虽说是令人生厌的一幕，但人生曲折多艰，更苦的日子我也尝过了。父亲的去世是迄今我尝过最痛苦的经历，和它相比，这次不过是小小的刺痛罢了。受到攻击后立时的反应是自卫，但最终，我意识到最佳的对策乃是忘记它，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