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数学需要推一把。提升中国的数学水平是我一向的宗旨，这是先父的教导，老师陈省身也秉持同样的宗旨。在这件事上，我的勉励发挥了作用。曹、朱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们热切地（也可说是成功地）弄清了整个证明。有时也不免有所怀疑，我的讲话招致了反弹，后者其实是一种情绪，即中国人在数学世界中仍然是二等公民，故此不要把自己放在世界的前列。
曹、朱的论文开始后不久，有若干页重复了克莱纳—洛特的论证而没有标注，这是不幸的错误。他们解释说是因为在一整年的工作中，笔记当中有一项具体的证明，即有限的距离意味着有限的曲率，其实来自克莱纳—洛特的文稿。这个疏忽虽不经意，却引发很大的尴尬。作为学报的编辑，这些过失也受到非议。几个月后，学报刊登了曹、朱的道歉，正式鸣谢克莱纳和洛特的工作。
2006年8月28日，我再次受到攻击，而且比以前都来得严重。《纽约客》杂志刊登了西尔维娅·娜萨（SylviaNasar）和戴维·格鲁伯（DavidGruber）合著的文章《多重的命运》（ManifoldDestiny）。娜萨是数学家约翰·纳什（JohnNash）的传记《美丽心灵》（ABeautifulMind）一书的作者，我曾花了不少时间和她在一起。而另一位作者格鲁伯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当时在罗格斯大学攻读海洋学，我没有怎样跟他接触。我和娜萨相处融洽，甚至答应她的要求，安排她去北京参加我组织的弦理论会议，并且介绍那里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和她相识。在她的文章出来之前，我一直不知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娜萨的文章的架构是惯见的：佩雷尔曼是英雄，为理想奋斗，视名利如粪土。而这高贵灵魂的对手是个卑鄙坏人，一心想事事阻挠他。这角色由在下扮演，奈何我并无机会在这角色扮演的课题上提出异议。
文章前面的一幅漫画就足以说明一切：画中我尝试抢去佩雷尔曼颈上的菲尔兹奖。这插画令人啼笑皆非，理由不止一个。首先，我已拿过菲尔兹奖，在过去超过八十年的历史中，从来没有人拿过多于一次奖，而我也肯定不会再次拿奖（其实也不可能，这奖只颁给四十岁以下的人，而我当时已五十多岁）。此外，我亦非往自己脸上贴金，汉密尔顿曾提议在一篇里奇流的关键性论文中把我列为合作者。我在感谢他的好意之余，婉拒了提议。而2006年佩雷尔曼获得菲尔兹奖时，我曾恭贺他并说这是实至名归的，这都可见诸公开的记录。
正如汉密尔顿同年作证道：“丘不只没有窃取佩雷尔曼的功劳，他还颂扬他的工作，并且和我一样支持他拿菲尔兹奖。”顺便一提，佩雷尔曼并没有出席2006年8月在马德里的颁奖仪式。根据官方的赞词，他的获奖是因“他在几何学和里奇流中的分析和几何结构的革命性洞见”，这里见不到庞加莱猜想一词。事实上，他2002年和2003年的文章中都没有明显地提到这猜想。
我对《纽约客》文章中的其他论述也甚感不快，很多根本并非事实。他们攻击我在卡拉比猜想和卡拉比—丘流形中多拿了功劳，纵使卡拉比曾亲口说过，是丘给他太多功劳了。
《多重的命运》宣称陈省身先生想在北京主办国际数学家大会，我却在最后关头要把它弄到香港去。这样的说法错误不止一处。从一开始，我就是第一个提议在中国召开国际数学家大会的人。剑桥大学的约翰·科茨从1986—1994年是国际数学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他可以肯定我于1988年左右正式向执委会写信，提出在北京召开大会的。科茨说：“我记得很清楚，回信是我草拟的。”
其实一开始时，陈省身先生就对很多人表示，他对在北京召开数学大会一事不感兴趣，经过我和郑绍远的游说，才勉强同意。郑绍远当时是香港数学学会的副会长，他能证明我从来没有试图把大会移师香港。所有有关的传闻都是凭空捏造出来的，正如科茨所说，“文章说的都是没有根据的小道消息，消息的来源也不明”。
《纽约客》又说，“很多数学家”都担心我搞的阴谋诡计会使整个数学界蒙污，又引用格里菲思的讲话：“权术、权力和操控在我们的圈子内并无立足之地，这些东西损害了整个数学界的良知。”这种离奇的讲法，正出自一个热衷于玩弄手段的数学家。维尔弗里德·施密德是格里菲思的弟子，虽然他一直很感谢其师，但也在一封为我辩护的信中，指出了这个讲法的可笑之处。他写道，“娜萨应当知道格里菲思在数学界的影响力”，他曾当过国际数学联合会的秘书、高等研究院的院长和杜克大学的教务长。他继续说：“和格里菲思不同，丘从来没有谋取具有影响力的行政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