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举措恢复了数学系的士气，安抚了因财政紧张而惶惶的人心。我又筹了些钱，让系内同事、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后每两星期能在系办四楼的休憩区共进午餐。这样一来，全系的人都能交流，互相认识，活动空前成功。但另一做法在振奋精神、提高效率之余，引起了更多的关注。我是不喝咖啡的，但有人在系主任的办公室添置了一部质优价昂的咖啡机。办公室的助理们都被排在门外等斟咖啡的人弄得不胜其烦，最后只好把咖啡机搬到休憩区去，那么人人都能用了。这大概是哈佛数学系差不多三百年来，系主任最受拥戴的德政之一。（1630年代学生曾因啤酒短缺而暴动，因咖啡短缺而暴动者则闻所未闻。）
哈佛的系主任是在资深教授之间轮替的。虽然开始时我对就任此职的兴趣不大，但从别人那里听回来，口碑还是不错的。事实上，院长对我的工作很满意。三年正常任期完成后，他希望我再做一任，但我选择遵照传统，三年就够了。于是院长用他的经费开了一个隆重的餐会，感谢我在任时对数学系的贡献。我受宠若惊，相信这是哈佛数学系系主任从来没有得到过的荣誉。
2008年或2009年初，北京清华大学的校长顾秉林到剑桥我家做客，邀请我到清华办一个数学中心。1950年前，清华是中国基础研究最重要的大学之一。毛主席决定把大学的重点放在工程、工业应用和技术发展上，于是将大批数学家搬到科学院、北京大学及其他地方去。清华的理科和数学受到影响，直至近年始复兴。应用数学专业从1970年代引入，而纯粹数学也于1990年代恢复了。
其实，要在清华建立中心，数年之前，他们已跟我谈过一次。清华大学王大中校长曾在2000年前后邀请我在大学办一个中心，可是当时没法筹到足够的资金，我只能告诉他没钱事情不好办，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弟子刘克锋说，王也找过陈先生做同样的事，但陈先生说数学系应该拥有自己的图书馆，事情便又没有下文了。
数年后，顾秉林继任校长，陈希作为党委书记，情况变了。由陈希书记拍板，顾校长来到我在波士顿的家，请我帮忙。交谈后，很快就能感觉到他真心希望把中心建成，学校高层决心使清华建成一流的大学。顾是物理学家，他保证了提供兴建中心所需的资金，我们都同意新成立的中心会成为提升整间大学数学研究实力的催化剂，一旦传播开去，影响或会遍及全国。不久之后我到了北京，陈希书记做出了同样的保证，这次我决定放手一搏了。
前一章已提过，迈克尔·阿提耶曾通知我，杨振宁要让他在清华主理一个数学中心。很明显，杨先生并没将此事告知顾校长或陈书记。我知道后，就跟清华说：“杨先生要托阿提耶办所，那没有问题，可是你们不应该同时找两个人办所啊。”事情很快便明朗了，阿提耶告诉我，自始至终他对办所的兴趣不大。
首要之务是招揽人才，在这件事上，我和杨先生又有不同意见。他的做法和我迥异，他倾向以重金聘请名家来做短期的访问，我则以为此法从来成效不彰，而且也不利于中国数学的健康发展。
于是跟清华校方再接触，说虽然我不介意跟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和中国其他学术机构竞争，但这中心不必跟清华本校较量。大学聘请数学人才，应该用一致的标准。由于数学是在下的本行，这领域招人的事务，应该由在下统筹。他们同意了，不久之后我便找到一批不错的人作为班底。
几年之后，教育部通知清华大学将这个中心升级为教育部的中心，并且更名为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到了2014年底，那里的数学专家，全职和兼职的加起来，大约有四十位。我深信，中心将会训练出一批中国的数学专才，进行高水平的研究，使西方做研究的方式在东方落地生根。
为免读者以为我把心血都灌注在东方，必须指出我亦牵头于2014年在哈佛创建了数理科学及应用中心（CMSA）。哈佛大学通过我的搭线，向中国的恒大集团筹得两亿美元，用以创建三个中心：CMSA、哈佛绿色建筑和城市中心、属于哈佛医学院的恒大免疫性疾病研究中心。有些同事半开玩笑地说，丘筹款比研究几何更在行。当然，能够为有意义的事情略尽绵力，创建各式各样的数学所和推广有关活动，诚为乐事。但掌声之余，谢幕之后，我还是希望以数学的成就，而非以成功的筹款者之名传世。
你如特别要问为何办CMSA，我的动机有几个。首先，就纯数研究而言，哈佛数学系可说是首屈一指的了，但它太“纯粹”了。系里的人对应用有强烈的反感，这种态度稳如大山，很难动摇。系里要请应用数学的人，我尝试过，确实很难。评估罗致对象时需要不同的准则，但负责聘请者只会依一般的标准去办。著名数学家芒福德在1996年到布朗大学去了，原因是他想要多做点应用的东西，但在哈佛得不到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