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最大的荣耀，乃是屡败屡战，尤其是受到阴险的招数攻击之后。稍堪告慰的是2006年10月在《纽约时报》刊登的，以我为主角、题为《数学皇帝》的文章，里面洋溢着颂扬之词。它比《纽约客》的文章迟了两个月，这并非偶然。娜萨曾跟我说，她听说《纽约时报》在访问我，因此她要赶快写，好抢在时报前面，引人注目。
《纽约时报》的文章写得非常客气，我想它给出了对无论是本人还是本人工作比较全面的写照。部分的原因或在于文章的作者丹尼斯·奥弗比（DennisOverbye）花了不少时间访问我，断断续续地做了半年。如前面贬我的文章一样，这篇文章的内容我从未过问，并未参以己见，或提出任何删改。对我而言，更重要的是自己能掌握的，只有不断向前，才能完成事业上定下的目标。因此，那些有关本人的文章，不管是褒是贬，也不用想太多。希望能集中精力对付数学，进行研究，这才是我之所乐，我之所爱。精神受到压力的日子，我每以工作为寄托，数学从来没有让我失望。
举例来说，我把注意力放在广义相对论上。有一个问题我想了几十年，它是由早期有关正质量猜想（和孙理察及其他人合作）引出来的。这问题源于直到今天，人们还搞不懂如何在爱因斯坦的理论中定义“局部质量”。在封闭的系统中，我们只能定义在差不多无限远处，无限远的质量，我和理察早已证明了这质量必须为正，不然整个系统会不稳定。但我们亦希望能描述系统在附近周围，这便涉及所谓“拟局部质量”的概念。例如，当两个黑洞相互作用时，从远处去看，如何定义其中一个黑洞的质量，而非两者合起来的总质量呢？
这类问题当然不仅仅限于黑洞，在空间给出一个闭合的二维曲面，除了要求其质量必须为正时，我们还能进一步对它说什么。2003年，我的学生刘秋菊（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和我在一篇论文中给出了一个拟局部质量的定义，并进一步证明，它在所有情况下都取正值（除了在某一显然的情况下，质量可以为零）。我在剑桥以此为题，向霍金和彭罗斯以及加里·吉本斯等物理学家说明了我们的定义。霍、彭二人各有自己对拟局部质量的定义，虽然他们没有说我们找到了正确的定义，但他们也没有反对。这些学者不是内敛的人，如果我的推演中有任何弱点，他们肯定不会让我好过。
个人以为，我们的结果是重要的。我们找到了量度空间中任一区域的质量和能量的方法，这是以前做不到的，但有些地方仍需改进。我和弟子王慕道（也是哥大的教授）从2006年至今在一系列文章中得到不少成果，我相信这是迄今关于拟局部质量最好的定义，它对更广泛更自然的一大类空间都有效。我们的工作也增进了对角动量和质心的理解，这两个概念在广义相对论中，都尚未有明确的定义。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波及整个银行体系。正值此风雨飘摇之际，我出任哈佛数学系的系主任。当时哈佛的储备，在股票市场已经亏了110亿，并还有可能再亏几十亿。大家都忧虑，大学要完蛋了，每个系的预算都要大幅削减，第一步是每个部门先削减二成。我跟理学院院长解释，说其实数学系没有什么闲钱，如再削减下去必将危及本科教学，而本科教学一直是哈佛最重视的教育使命。唯一可削减的只是同事加起来三万元的电话费。我特意这样说，是想表现出并非一成不变的态度。院长不久也发现这里省不了多少钱，最后就把预算保持在原来已经颇为节俭的水平了。
另一件要办的事便是聘请年轻的同事。过去每年我们都会聘三至四位助理教授，但现在大家都在问今年还能不能聘人。我从西蒙斯基金、哈佛数学之友（由法国数学家伯纳德·圣—多纳特牵头，他是芒福德的学生）和其他人士那里募到充足的经费，后者包括慈善家威廉·兰道夫·赫斯特三世（WilliamRandolphHearstⅢ），他1972年毕业于哈佛数学系本科。有了这些资源，那年我们请了五位新人，比惯例还多了一位。2009年，我们聘了三位知名的教授：很有前途的数论专家马克·基辛（MarkKisin），在代数几何、范畴理论等领域才能出众的雅各布·卢里（JacobLurie），还有在朗兰兹纲领、数论、代数几何、表示论等领域的明日之星索菲·莫雷尔（SophieMorel）。本人尤其以邀得莫雷尔加盟为荣，她是哈佛数学系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性终身教授。（可惜三年后她到普林斯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