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仪式上说：
作为数学家，我们追求的不是敌国的财富，也不是千年的霸业，这些东西终究不免化为尘土。我们追求的乃是理论和方程，它们带领着我们在寻求永恒真理的道路上迈进。这些想法比金子来得珍贵，比诗歌来得炫目，两者在简朴的真理面前黯然失色。数学是诸多应用科学的基础，它能使国家富强。善用数学，能为现代社会维持其现状、规划其未来，达至国家的长治久安。
张恭庆，一位来自北京大学深具影响力的数学家，也在仪式上讲了话。他带出来的讯息，就是他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中心搬到北大去。而从始至终，我们都希望新的中心建于中国科学院，那里才是中国数学的实力所在；而且，至少就我的品位而言，学术气氛也较浓厚。虽然其间诸多波折，幸好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晨兴中心终于依原定计划动工了。
举办仪式时，大楼不只仍未落成，就连设计也未有定案。陈氏昆仲和我对如何建它花了不少心思，我精简地提出“大楼要适合研究学者交流”的原则。启宗把这点记在心上，他找了个一直合作愉快的出色建筑师，大楼最终也赢得了北京（在同类中）的最佳楼房奖。不过，在此之前，也有过严重的争执，其中竟和洗手间有关。建造商为了省钱，打算建蹲厕而非坐厕。到了最后，大部分洗手间都用了坐厕，但一楼的洗手间还是用了蹲厕，启宗、乐宗的母亲在大楼开幕典礼时不肯用这洗手间。在号称世界级的研究所，竟还有如此规划疏忽，自己也感到尴尬。
1998年，大楼竣工了，中心开始运作，我任主任直到今天。大楼动工伊始，我即筹备在晨兴中心召开一次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ICCM）。早在十年前，杨振宁和李政道两位诺奖得主已经在物理界办过类似的盛会。心想数学家也可见贤思齐，我写了封信给中国数学学会会长张恭庆，争取他的支持。
张恭庆说学会支持这个大会，但坚持对会议要有完全的控制权，不只这届如此，大会如以后办下去也须如此（后来确成常态）。他又说，所有演讲者必须由他们邀请，而本人并不在顾问之列，是以亦无机会“坚持”什么。我十分在意的，乃是挑选演讲者必须以学术成就为先，以学术水平为准则，如果说这次大会的主要目的仅在于团结各方力量，使大家都高兴满足，这不是我在中国发展数学的做法。
我的说法令他们有些不快，中国数学学会发出了声明，说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如非由学会主办不得召开。他们还在国际上寻求支持。有位曾活跃于国际数学联合会（IMU）的美国数学家问我为何要搞这样的会，他甚至提议不如由IMU或中国数学学会来办吧。我回答说，我在哈佛和别处也办过很多会议，有的你还参加了，但从来没见过美国数学学会牵涉其中，在中国也应如此。
第一届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于1998年12月12日至16日在北京举行。以后成例，每三年举办一次。大会开幕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那里距离晨兴中心约一小时车程。12月12日大会开幕，十多辆旅游车载着超过四百名与会者，浩浩荡荡地从晨兴中心驶向大会堂，参加颁奖仪式。
按惯例，晨兴奖是在大会首日颁发的，两个金奖各带奖金25000美元，四个银奖各带奖金10000美元，颁给不超过四十五岁的华人数学家。菲尔兹奖的年龄界限是四十岁，但我觉得数学家四十多岁时还能做出重要的工作，例如安德鲁·怀尔斯（AndrewWiles）在1995年完成费马大定理的证明时，他正四十二岁。第一届晨兴奖是台湾中正大学的林长寿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张寿武二人拿了金奖。
评审委员中除我以外皆非华人，目的是要把内部的人事因素排除在评审之外，这样做的效果很好，对得奖者没有异议，只是听说北大对田刚没拿到奖颇为失望。但我早已订下原则，为了显示公正，我的弟子不会在第一届晨兴奖中拿到奖项。
2001年第二届ICCM，由于评委发现田刚并没有完成我的猜想的证明，他也没能拿到奖项，拿到金奖的是李骏（我的学生）和姚鸿泽（现在哈佛的同事），评审委员会一致认为两人的工作极为出色。
在同一届中，陈先生获颁终身成就奖。他因健康关系没有出席，他女儿代表他领了奖。开始时，他并不支持大会，后来却改变了主意，说要出席下次的大会，甚至捐了一笔可观的数目作为支持。他对事情改变初衷并非首次，但他通常不会解释为何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