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次写信给他们，表达我对他们不挑选香港和台湾学者在大会演讲的不满，大会不应以学术以外的考虑来邀请学者。这些话当然听不入耳，他们的回信表面上看不出来，弦外之音却是：阁下就不用来了。虽然中国政府和中国科学院的院长都希望我能出席，但是中国数学学会的掌权者并不以为然。
到了最后，这项由我倡议的活动已完全变质，我决定不理它，但我也没有叫其他人不要去。在这期间，我把心力倾注于由我组织的国际弦理论会议，它于2002年8月17日至19日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不乏大人物，包括霍金、威滕、戴维·格罗斯和斯特鲁明格等，他们的来访是大新闻。霍金的公众演讲，听众竟超过两千。我把威滕、格罗斯和斯特鲁明格引见给相关领导，并且联名建议中央派遣学者到外国研究和数学及物理有关的学问。
三天的会议令人很满意，它把数学和物理，东方和西方都放在一起，两者都是我所关注的，而且一直花了不少心血。眼见来自全世界超过两百位研究者相聚在我的祖国，参加这个广受传媒关注的大会，心中高兴得很。
8月20日，即弦理论会议结束后一天，国际数学家大会便召开了，我没有出席。这个大会沾染了太多人事问题。诚然，每个主办ICM的国家都不免牵涉人事，但中国数学学会这次太过分了些。
不幸的是，网上流传不知名的虚构故事实在太多了（这现象当然不限于中国）。其中一个广传的故事说丘成桐想在香港办ICM，故此让香港数学学会致信IMU，请求IMU停办北京的大会。郑绍远时任香港数学学会副会长，负责和IMU联系，他已经做出声明，说我从未这样做。事实上，香港数学学会早已发信热烈支持在北京召开大会。公众人物受到污蔑丑化是常见之事，这次说我要改变大会的地点便是一例。
2002年后我偶尔还和陈先生见面，虽然我们对于很多事情有不同的看法，但意见相同的事情还有不少。我们都热爱中国，期望提高她的数学水平，虽然对如何达成这目标有不同的看法。陈先生有点急不可待（或和年龄有关），希望短期就见成效；而我则偏爱较长远的策略，旨在造就高质量的研究环境。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要到达非凡的境地并没有快捷方式。
既然大家都怀着同样的抱负，假以时日，或许我们能够携手，一起建设中国的数学。令人惋惜的是天命难测，时不我予。2004年12月初，我接到杨乐的电话，陈先生与世长辞，享年九十三。
对我们关系的不如当初，我心中非常遗憾，但他永远离开了。回想他对我所做的一切，感谢他开始时的提携，包括帮我到伯克利。陈先生的形象高大若神，我记得师母刚去世后不久，他搬回加州的旧居。我专程从波士顿飞去加州拜候他，陈先生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将刚完成的一本书放在茶几上。夕阳西下，我走进客厅时，感觉自己就如向由马龙·白兰度在电影《教父》中扮演的维托·柯里昂先生求助一样。
1996年，和论文导师陈省身先生摄于台湾。
我对陈先生在数学上的骄人成就，充满钦佩之情，他是现代微分几何的主要开山祖师。陈先生走后两星期，2004年度的ICCM在香港召开，会议专门悼念他。开幕时我在讲话中向他致敬，并且诵读了自己写的一首诗献给他，可惜讲厅只能容纳二百五十人，一大批人拥挤在外没法进来。
根据接近陈先生最后那些日子的人所说，他离世前说“要去看希腊的几何学家”。毫无疑问，他在那群人中自有突出的地位，就如毕达哥拉斯和数学史上那些传奇人物一样，他的贡献将流芳百世。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把在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发现的一颗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纪念他在数学上的贡献。
就算已远超退休的年纪，陈先生对数学的热情从未冷却，还是孜孜不倦，全力投入工作。部分的动力可能来自他的拼劲，到了年迈还是如此旺盛，但说到底，主要还是来自对数学的热爱，不可能一日无此君。
总括而言，陈先生在数学上成就惊人，留下丰富的遗产让后世人继续开发。同时也留下一颗以他名字命名的小行星，永远绕着太阳，在椭圆的轨道上运行。
第十一章庞氏余波
两纪的辛劳，廿载的研讨，
都注在你凌天的一击，
赢得她那嫣然一笑的深情。
造物的奥秘，造物的大能，
终究由她来启示。
在那茫茫的真理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