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得失之后，我还是觉得主办ICCM非常成功，相信与会者和我皆有同感。在1998年首次大会的开幕词中，我形容这次大会是“具历史性的，这是有史以来全世界的华人数学家走到一起参加盛会，发表研究成果”。好几位非华人的贵宾也来了，包括前美国数学学会会长罗纳德·格雷厄姆（RonaldGraham）、欧洲数学学会会长和IHES的所长让—皮埃尔·布吉尼翁，还有马克斯·普朗克数学研究所的所长于尔根·约斯特，以及伦敦数学学会会长马丁·泰勒（MartinTaylor）。
晨兴中心确实为中国数学的发展出了不少力，说它是全中国最好的数学研究所之一，相信同意者不少。其后我在中国还办了好几个数学中心：北京的清华大学、杭州的浙江大学和海南的三亚，之前已办的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科学研究所，再加上在台湾新办的中心：先在新竹的清华大学，后在台湾大学。然而，在筹备晨兴中心和举办ICCM的诸多摩擦中，我都遇到很大的困扰。事实上，在各地创建每个中心时，都曾经过激烈的争执。
大概是在2010年，阿提耶打电话来，说杨先生找他当清华数学中心的主任，征询我的意见。我是中心的首任主任，但并不知晓此事。以阿提耶在数学界的地位，他来当主任，投身帮助中国数学的发展，我当然喜见乐闻。可是阿提耶跟杨说，他只能一年内来中国一个星期左右，杨先生说这无所谓，但我认为这并不可行，以我的经验来看，用“遥控”的方法办研究中心行之无效。
据我所知，跟阿提耶谈过后，此事就不再提了。只知道我在清华数学科学中心的职务从2009年创所后一直没变，对行政人员一直以来无时无刻的支持衷心感谢。2015年，教育部确立中心为国家级的研究中心，并且正式将之易名为“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
此外，就算大会早已成为最多华人数学家参加的盛会，有关ICCM的争议持续多年仍未结束。主要是北大有一批人不喜欢风头给别人盖过，他们持续抵制大会，要求将它取消。后来我把教育部陈至立部长表扬大会的信拿给他们看，他们才不敢再说三道四了。领导的说话，通常都经过所有高层商讨后才发出，这种做法发挥了作用，以在下的“有色眼镜”来看，陈部长推许ICCM的话是有道理的。
这样ICCM就稳若泰山了。他们于是又另辟战场，这次找到我提议在中国举办国际数学家大会的计划书。这个建议没有遇到困难，国际数学联合会已经决定2002年在北京举行大会。我原先的想法是借大会激励中国数学界，可惜却由此引起争权和扩大影响力，后果适得其反。远在大会开幕之前，我即被排斥，只能靠边站。
IMU决定由中国数学学会推荐八位中国数学家在大会上做报告。一如既往，我坚持挑选演讲者，必须以其新近工作为原则，但我的对头却要排除我对大会的影响。这时，大家都为成为演讲者而竞争，有的也想进入甄选委员会中。大家因应各种关系而非学术成就而定下人选，我没有被邀请发表任何意见。
有些中国学者为了争取成为演讲者，四处拉拢具有影响力的人，投资不少，有如一场彩金很大的赌博。能在ICM讲话意味着实时的认同，还附上金钱和地位。所在单位会把你视为你领域中的主要人物，擢升自然而来，或许还带着某些奖项。一夜之间，你会成为一个杰出的、可以倚重的人物。
中国数学学会把这八个名额确定后，才勉强地写信邀请我参加大会，信里还说这是求同存异的精神。他们认为如早些时候找我，我便会在人选上跟他们争吵。到了此刻，我对他们的办事手法已倒尽胃口，已经不想和这大会有任何瓜葛了。
就算他们如何想把我踢开，那些主办人觉得我完全不出现，面子上总过不去。中国政府也想我出席，有些官员请陈省身先生来劝我出席。我于是到南开跟他会面，共进午餐，并待了几个小时。会面期间，陈先生绝口不提我去不去大会一事。
大会举行前一年多，ICM2002的地方组织委员会主席、中国数学学会会长马志明写信给我，说他会到美国，希望和我商讨大会事宜，之后就没有音讯了。直到最后一刻，他说明天会到波士顿和我见面，直觉告诉我他是希望我说没空的，我却请他共进晚餐，其间他对大会之事只字不提。
但IMU预期我会参与。到了2002年，地方组织委员会感受到来自IMU的压力，听说IMU主席雅各比·帕利（JacobiPalis）希望我能在会上做主题演讲，然而所有演讲的空当早已填满了。在压力下，委员会邀请我在晚宴后做特别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