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国定当时是南开数学研究所（后改名陈省身数学研究所）的副所长，他安排陈先生和我去见时任国家领导人，讨论主办数学家大会和中国科学发展等话题。1993年4月底，在这场重要会面的数天前，我到了中国，一方面打算在南开跟陈先生准备一下，同时也抽空到杭州浙江大学参加纪念陈建功先生百年诞辰的会议。陈建功是三角级数的专家，1980年代初，他的弟子王斯雷曾在高研院当我的助手，这次会议是他筹办的。我跟王说了，我一定会在会议上讲话。
但那次讲话最终没有实现。过了几天，我和陈先生一起坐车去北京。我不是汲汲求进、努力钻营以求见国家领导的人，然而对这次会面非常期待。在这两小时的车程中，我要好好想想见面时要说什么。陈先生也有点儿紧张，但是当时他只关心南开数学所，对于中国主办国际数学家大会，他则有些事不关己。之所以如此，或因八十二岁高龄的他并不肯定到时是否还健在，但是他希望为南开数学所争取更多的经费。胡国定为他准备了很多资料，尤其是近几个月的领导人讲话。
在会面中，我特别强调了数学家大会的作用。我说，中国的数理科学在“文化大革命”中深受摧残，目前提升刻不容缓。大会的举办，使全世界顶级数学家荟萃京华，显示出国家对数学的重视，国内数学家尤其需要支持，他们的收入也够菲薄了。领导人对这情况十分了解，谈到科学的重要性，以及改善中国科学研究环境的心愿。会见的时间原先是定了半小时，但领导人谈兴正浓，滔滔不绝，结果前后花了一个半小时。
原先计划北京申办1998年的数学家大会，但国际数学联合会把主办权给了柏林，于是我们便申办2002年的大会。然而情况最后还是变得复杂，以致九年后大会召开时，我竟然完全被排斥在外。
先岔开话题，1994年中国科学院设立了外籍院士。在第一批院士中，数学领域的院士只有陈先生和我。我没能出席院士颁授典礼。一年后，我在北京纪念中国数学学会成立六十周年的场合发表演说，见到了科学院的副院长路甬祥。在演讲中我讲解当今各国的研究机制，中国不足之处在哪里，及应当如何改进，并以欧美的先进机构做范例。我亦指出，任重而道远，我国的研究机构在“文革”中破坏无余，已经远远比不上西方世界了。同时我们不要自欺欺人，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走。我们有信心在政府的领导下，为祖国完成一流的数学事业。
演讲之后，路院长跟我说，他已经把演讲录了下来，并打算给各位领导看。他说：“科学院需要你的帮忙。”具体而言，他期望我能在科学院内，依照我演讲的精神，创立一个全新的数学研究所。“老法子不行，得把整个系统更新，我们需要你帮手。”得到路院长的支持非常重要。
次日早餐时，我在北京酒店碰到一个朋友。陈启宗是地产大亨，我们自1970年代便相识。他看来十分兴奋，他说：“学术界这回转运了。”我问他何出此言，他说我演讲的新闻竟然登上了《人民日报》的头版，而当天有领导人接见李嘉诚和其他商界人士的新闻只放在了次版。他继续说道：“这即是说政府同意你的说法，它会更支持学术研究。”
我为他的兴奋所感动，但更令人触动的是他有意支持发展数学研究，这恰如及时雨，事关路院长还未能锁定新所的基金从何处来。1996年，经过数次商讨后，我和陈启宗、陈乐宗兄弟达成协议。陈氏兄弟是以香港为基地的地产巨子，启宗乐于为新所建一大楼，乐宗则对研究活动更感兴趣，他说光是一幢大楼是不够的，他们愿意支付新所头五年的日常开支。如此慷慨的资助，谁能够说不呢？路院长提议把所命名为晨兴数学中心，晨兴是陈氏家族投资集团和基金会的名字。启宗尤其欢喜我们谈了几次的方案，即每隔若干年（后来定下是三年）晨兴中心都会颁发晨兴数学奖，这将会是中国的菲尔兹奖。
动工仪式于1996年6月10日举行，中国科学院路甬祥院长出席了仪式以表谢意。我在集会上讲了话，宣称这是国内首个“开放”的数学中心，每个符合资格的人都可以申请来访，在中心逗留数月至一年进行研究，然后回到原来的学校。这样一来，其他地方就没有人才流失的担忧了。
我们邀请了陈省身先生出席仪式，但他没有来。建所一事，我曾跟他谈过几次，他总是表现出一种无所谓的态度。然而，后来我听别人说他改变了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