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香港政府对基本科学兴趣不大，找政府资助有极大的难度。从高校长批了25万美元给我开始，其余的资金我打算找私人募捐。我第一个想到的便是香港赛马会，《华尔街日报》曾说马会是个“超级赚钱机器”。它创立于1884年，是一个垄断了赛马和彩票的非营利机构。当地赌风甚盛，马会创立后更是如此，滚滚不绝的财源使它成为香港最大的纳税者，同时也是最大的慈善家。
1990年香港赛马会捐出了巨款，在俯瞰清水湾的山头建了香港科技大学，占地约60公顷。我到马场去并非把赌注押在马儿上，而是押在数学上，希望找到一些大豪客，要的钱也远远不及马会投资在科技大学的5亿美元之多。要生意人掏腰包捐钱，投放在医疗上也许不是难事，但给数学研究就难多了，毕竟数学离开日常生活颇远。通常我会用数学在工程、计算机和其他科学上的重要性等方面来打动他们。
皇天不负有心人，在一次筹款活动中，我认识了威廉·本特（WilliamBenter），他对数学的神通早已深有体会。我们不是在马会相遇的，他也不是那里的会员，但他是个职业赌徒，专门赌马，而且十分成功。他利用自己在计算机上的专业知识，很早就从赌博中赚个盆满钵满。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美国人，在拉斯维加斯的二十一点赌桌上开启了赌博事业。1984年他到了香港，开始利用计算机软件来预测马匹的名次。不久，他每星期的收入就超过了百万美元。他创办了一个慈善基金，并当上了香港扶轮社的主席。我有幸得到他捐款予中大数学所。他跟我说：“丘，我靠数学赚了钱，想捐点钱给数学。”
数学所最重要的基金是从郭鹤年先生那里筹得的。郭先生是香港的富豪，香格里拉酒店集团的老板。我儿时朋友周炳华是位会计师，替郭氏家族工作，他穿针引线，把我介绍给他。郭先生为人非常慷慨，他又介绍李嘉诚给我认识。李是亚洲首富，他出生于潮州，而我则在隔邻的汕头出生。李也捐了一笔钱给数学所。此外，友人陈启宗的叔父陈曾焘，还有蒙民伟也捐了钱，蒙先生在香港开电器行。利氏基金赞助了冠名的讲座教授及其他活动。作为数学家，与众多数字打交道是等闲事，但周旋于这些亿兆富豪之间，要求他们慷慨解囊（虽然他们都很慷慨），却也不是容易的事。
筹款活动搞了多年，终于成功筹得了足够的资金，以供研究所运作和资助学者来访。有人说我筹款时太直接，欠缺技巧，但我时间有限，况且和赞助人吃吃喝喝地酬酢也不是我的风格。我相信人性的善良，故此单刀直入，屡次收到奇效。1993年，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科学研究所终于成立了。老友郑绍远应邀出任副所长，负责研究所的日常工作，而我则出任所长，直至如今。
纵使郑在数学上卓有成就，搞起行政来却举步维艰。当时中大理学院院长唠唠叨叨，郑最后烦到受不了，拂袖而去。幸好我立即找到来自纽约大学柯朗研究所的辛周平出任副所长，从1998年直到现在，日常行政得以顺利进行。很多人不知道，建立研究所的最大挑战，并非在于筹钱建造楼房，而是找到大师和合适的人负责日常行政。
中大数学所是我创办的第一个研究所。它开办了学位课程，至今培养了超过四十名博士，也有博士后和访问学者，其中大部分来自内地。研究所也办了三份国际性数学期刊，其中《亚洲数学学报》刊登了不少重要论文。虽然草创之初有少许波折，但如今研究所已受到亚洲数学界的重视。
1992年，我在台湾清华大学的访问结束了，孩子们的学期也快结束了，我带他们再次游览中国，此行包括从长江三峡顺流而下的惊险航程。两年后，此地便截流，摇身一变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水力发电站。游览后，我们便飞返波士顿。
我想，正熙终于找到他为何要学习中文的原因了。多年后，我惊讶地发现他在哈佛念本科时修了一门中国文学，其中包括古代诗歌，之后更是在上海上了一个中文课程。
天下无不散之筵席，长假也有放完之时。我回到哈佛，依旧当我的教授。但仍然浮想联翩，心系万里之外的北京，还有一些在考虑的计划。
我打电话给中国科学院的杨乐，他当时正在担任中国数学学会的会长，提议中国争取于1998年主办国际数学家大会。杨乐也觉得可取，稍后更跟我说，国内数学界和科学界的领导一致认同这项提议。事情出乎意料地顺利，但我知道必须得到陈先生的首肯。他开始时并不以为然，但郑绍远最后说服了他，他同意了。世界数学家大会是由国际数学家联盟主办的，我接触了联盟的两位前主席伦纳特·卡勒松和于尔根·莫泽，得到他们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