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教硕果出神州，他日士林翘首近春楼。
——《虞美人》，2014年
1998年，明诚中学毕业后，我带着他和友云、正熙到中国游览去了。我们并没有跟随一般人走的路线，局限于北京和上海那些颇为现代化的城市，而是走向偏远的区域，即中国最西北的新疆。这个地区夹在西藏和内蒙古之间，遥远而又美得教人难忘。它壮丽的高山湖泊足可媲美班夫（Banff）的露易斯湖（LakeLouise），而且没有成群结队的游客。我们在那里健行，饱览各种大自然的奇景，之后便乘飞机到了甘肃的城市敦煌。
敦煌以莫高窟（又名千佛洞）闻名于世，它地处城南的悬崖。在这些洞窟之内，曾发现不可胜数的古代经卷、彩塑、壁画和其他文物，有的可追溯至公元4世纪。它们被一车一车地偷偷运走，如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敦煌地处亚洲最大的戈壁沙漠边缘，我们花了三天横跨它，不时在绿洲上逗留，最后到了兰州。兰州是个古城，曾经是丝绸之路上的贸易重镇。
我们不时带孩子往中国去，希望能够多接触他们的根。1991年，我们曾做了一次更漫长的亚洲之旅，部分是由正熙的一次嘀咕而引起的。他嚷道：“我干吗要学中文？”我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代之以认真的行动。1991—1992年那年的长假，我带着家人到台湾新竹的台湾清华大学访问一年，孩子会在新竹上一年学。友云和我都希望能借这机会，让他们学好中文，同时也对中华文化有较深的认识。
1998年摄于新疆，向学生展示书法。
正熙和明诚当时分别要升上二年级和五年级。可是在入学考试中，由于中文水平不理想，因此分别给编入一年级和二年级。我俩坚决要求他们和同龄孩子一起就读，幸好得到当时台湾清华大学校长刘兆玄的支持，最后如愿。对中文程度只有小学一年级的孩子而言，这是个巨大的挑战，他们得花上双倍的努力，始得通过难关。在开始两个月，友云每天都要花上几个小时，替他们恶补中文。
1992年，和友云，儿子明诚（左）、正熙（右）于首尔观光。
同学之间的压力也很有用，我发现小孩在不能不学习一种语言时，他们很快便会上手。事实上，他们不久便赶上了进度，特别是他们竟在游泳比赛中胜出。想起在美国时，我要拉他们到泳池，逼他们下水；现在情况竟大相径庭，令我惊讶不已。
虽然孩子们顺利适应了新环境，但台湾清华大学数学系的情况非如我当初所料。盛名之下，有部分同事忧虑我巨大的影响力会主宰一切，系内有好几位资深的教授不来听我的讲座，以宣示不屑，有的则用其他方法来贬低我。由于我在纯粹数学上的成就不容挑战，那他们就说只要有我在的一天，就会把学校有限的资源尽占，那么应用数学便遭殃了。类似的说法在圣迭戈也曾浮现，不同的是，刘校长不理这些言论，全力支持我。其实，心知只会在此地逗留一年，我对这种种做法，只有一笑置之。
在台湾清华大学的惊喜，来自我遇到的三位非常出色的台湾大学生：刘艾克、王金龙和王慕道。他们常常花几个小时坐车来听课。他们专心致志于数学的研究，后来都来了哈佛，在我的指导下拿了博士学位。
访问台湾那一年，我多次往返母校香港中文大学。物理学家杨振宁自1986年开始便在那儿兼任教授，他计划在北京建立一个数学研究所。他认为中国要在科学领域中追上世界水平，最容易的莫过于数学。发展数学不似物理或生物那样需要这么多的资源，他有信心能说服人民政府拨出一百万美元，另外的一百万则向私人筹措。他想知道我的意见，以及愿意如何帮忙。
我跟杨先生说他的主意不错，但行动前必须和陈先生商讨。早在1984年，陈先生就在天津的南开大学办了一个数学研究所。要另立新所，必先与他取得共识。我不晓得后来他们见面时，陈先生跟他说了什么，只知道杨再也没提过他的大计，而他对我的态度也戏剧性地发生了变化。
有次早上我看见杨先生，顺口说同一天中午会跟查济民共进午膳。查是香港的富商，跟杨、陈两位都很熟，我打算游说他捐钱给中大建立数学研究所。怎知到了吃饭前一刻，查的秘书打电话来，说情况有变，午膳时查先生不想再谈捐款的事了。我在错愕之余，意识到有人不同意我的观点。
在见查济民之前，中大校长高锟（其后因在电子通信中开发光纤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提议我在中大办一个数学中心。父亲生前谆谆教诲，作为中国人，有机会要为国家做点事，因此我深感义不容辞。当时国内数学界确实缺乏人才，而且研究的风气亦颇欠缺，我正能在这方面略尽绵力。只有数学知识普及了，并且培养出一大批尖端数学家，中国方能充分利用最新的科技，成为一个真正现代的社会。中心的建立，使附近的优秀人才荟萃，集中培养，由一个中心出发（后来发展为多个中心），长远的目标乃是中国在数学上的成就，能与美国和欧洲并驾齐驱。在向这目标努力迈进的同时，我也找到自己心灵上的安身立命之所，为我在西方的事业和东方的根柢之间找到平衡点。由这时开始，每当哈佛的学期结束后，我大部分暑假都在亚洲度过。一方面为中国培养数学人才，另一方面也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可是，创办研究中心并非一帆风顺，我也曾遇上一系列的挫折，下文会谈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