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行连文豪说：“过去几年，镜像对称的几何方面和代数方面渐渐走近了，把镜像对称用一条（复杂的）公式来表达的工作渐见成果。”
镜像对称对枚举几何、代数几何及其他很多数学分析都有惊人的、出乎意料的巨大影响。现在世界各地都常常召开有关镜像对称和镜对猜想的数学会议。数学舞台这精彩的一角来自弦理论，以及我的博士后格林和合作者普莱泽在1980年代后期的工作。回想起来，令人感到欣慰。虽然迄今，弦理论还未被公认为“无所不包的理论”，但它的应用已见于数学和物理的许多领域之中，在那些领域的研究正方兴未艾。想到这儿已令人激动，何况是身居其中呢。
斯特鲁明格在1997年到了哈佛的物理系。我开始对他十年前引入的一系列方程感兴趣，这些方程和弦理论中的一些更广泛的解有关，并不局限于卡拉比—丘流形。卡拉比—丘流形是凯勒的，意味着它拥有一种内在的对称，但斯特鲁明格方程对非凯勒的流形也成立，我们对这类流形所知甚少。可以探索新的事物，这便是它把我吸引住的地方。在代数几何中，研究凯勒几何的工具甚多，但非凯勒几何的工具则甚为缺乏，可说仍是一片不毛之地。
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也是因为数学是测试弦理论正确性的一个好方法。由于牵涉的能量出奇地高和距离极度地接近，时至今日，人们仍无法设计实验来检测这个理论。故此，现在采取的做法是，假定它是对的，然后看看它能推演出什么数学的结果；如果推演出来的数学结果是合理的，则一开始时做出的假定便有些谱。当然，最终还是要从大自然中寻求答案，即以实验检测，但至少数学能告诉你走的方向大致对不对。直到今天，弦理论在数学上是没有矛盾的。
斯特鲁明格的方程并不容易处理，不过弄了多年后，终于，我先和学生李骏（斯坦福教授），继与傅吉祥（曾任哈佛博士后，现为复旦大学教授）合作，找到了一些重要的解。
傅的工作经多年才修成正果，他不屈不挠，终获成功。中国的学者来美国当博士后研究员，一般都急于求成，文章愈多愈好。（这种情绪，必须指出，并不限于中国学者，“不发表，便消亡”的心态对整个学术界都不利，恢宏或冒险的研究都不敢涉足了。）傅和我工作了两年，我们证明了方程有解。但是仔细检视后，发现别人发表的方程里面有一个符号搞错了，也就是说我们解决了和原来方程相差了一个负号的方程。我们有点失望，傅两手空空回国，以为白干了一场。可是后来，他重回哈佛，继续奋战，这回我们终于成功了，发表了几篇重要的论文。他也应邀在印度海得拉巴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发表演说，从此事业蒸蒸日上。我对他坚持到底的印象甚深，也为他的勇气所感动。
这方面的研究还处于初期阶段，至今我们只能找到斯特鲁明格方程的特殊解。友人梅拉妮·贝克尔是得州A&M大学的弦理论专家，她跟我说，如果我能成功把斯特鲁明格方程的解都找出来，会是比求解卡拉比猜想更伟大的成就。当然，要解决这个难题，无论由我或由别人，成功是没有保证的。而且，卡拉比猜想在数学和物理上的重要性要用好多年才能参透。同样地，对斯特鲁明格方程的工作，就算能完成，也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完全了解其中的深意。
1997年12月，我带上友云和孩子们到华盛顿接受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得科学上的奖章，之前已经说过，既不会影响我的工作，也不会使我更努力。但这次和其他的奖都不同，它受到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尊重，颁奖礼在白宫举行。这一届得奖者中，著名的学者有詹姆斯·沃森（JamesWatson），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之一。我的两个孩子在学校都读过生物科，能够见到沃森，他们都很兴奋。我们都读过《双螺旋》一书，我觉得这书不错，尤其是沃森说得坦白，只是我对他与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Crick）拿走应归功于罗莎琳德·富兰克林（RosalindFranklin）的功劳，却若无其事的态度不以为然，就算是再伟大的工作，这样做也不光彩啊。
在白宫的盛会上，我碰到罗伯特·温伯格（RobertWeinberg），来自麻省理工的著名癌症专家。我和友云与他们夫妇寒暄了一会，他问我怎样看数学教育，我说这十分重要，但这个领域没有成功的原因，乃是所谓搞数学教育的人垄断了这个领域，而“大部分从事数学教育的人只研究如何教数学，而不讲求数学的内容、目标和意义”。温伯格答道：“我太太就是搞数学教育的。”对话的气氛立时僵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