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为无国籍者已过了颇长的时间，成了美国公民之后，国外旅行顿时变得很方便。但这种突然的身份变动，也令我难以释怀。我对出生地中国仍然怀着强烈的感情，身份上却无凭无证。我曾在1980年代考虑成为中国公民，并且向华罗庚的大弟子、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陆启铿提到这个想法。他和有关部门讨论以后，托人向我解释，时机还未成熟。后来我在美国遇到一些困难，此事就没有再提起了。
我拿到了公民身份后，不久和理察到日本开会。他看见我的新护照，便知道我改换了国籍，于是提名我当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科学院通过了，这可说是新身份带来的额外惊喜。伊莱·斯坦（EliStein）是普林斯顿一位有影响力的分析学者，他对我说，如果你一早入美国籍，八年前你刚得到菲尔兹奖时，便已入选科学院了。
1989年11月到1990年1月期间，格里菲思离开了《微分几何学报》的编委会。这份学报属于理海大学，聘人的事务由杂志的创办人熊全治教授负责。从熊处得知，格里菲思被解除职务后很不爽，并怪罪在下，但本人实在和学报的人事任命无关。格里菲思在数学界深具影响力，乃美国数学学会和国际数学联合会的活跃分子，是个难缠的对手，可一时不察，又得罪了他。
1990年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就是美国数学学会的微分几何的夏季国际大会，这次由我、罗伯特·格林、郑绍远三人负责。国际大会共持续三星期，从7月8日到28日在UCLA举行，这是美国数学学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国际会议，参加的学者多达426人，其间共有270场讲座。我们决定把这次会议作为陈先生七十九岁寿辰的献礼（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是八十大寿，中国把刚出生的婴儿算作一岁）。我提出设立一个陈奖，由《微分几何学报》资助，陈先生也衷心地支持这个想法。可是当公布了这个安排之后，先生却决定把这个奖取消。听说这是他和朋友商量之后的决定，却从来没有跟我说过原因。
这样，这个国际大会如期举行，只是没有陈奖了。我在UCLA旁边租了个大大的公寓，作为一次家庭大团聚的地方。孩子和母亲都来了，还有姐姐成瑶，弟弟成栋和他儿子，两个妹妹成琪、成珂和她们的孩子。这是个大型的喜庆式的家庭聚会，以大量数学为配菜，很对我的胃口。可是母亲病倒了，我们带她去医院，经过一轮检查，发现了恶性肿瘤。当晚她就留院，次日开刀，医生发现癌细胞早已扩散，手术亦无能为力了。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往返于医院和会议场地，也做学术专题演讲和参加工作会议。在众多与会者的要求下，我做了一系列演讲，内容有关几何分析的一百个公开难题，乃是1979年在高研院专题年那一百二十个难题的延伸或重提。
会议结束后，我跟哈佛的系主任维尔弗里德·施密德商讨，我们的关系一向很不错。他好意帮忙，允许我在秋季的学期休假，好陪伴母亲度过化疗期，并帮助她面对治疗期间种种可能出现的问题。这时，我在加州理工的友人，包括数学系的汤姆·沃尔夫（TomWolff）和物理系的约翰·施瓦兹（JohnSchwarz）、基普·索恩（KipThorne），替我申请了一个费尔柴尔德学者身份，好使我能在那里访问。加州理工给费尔柴尔德学者很好的待遇，将校园里一幢漂亮别墅提供给我。但我到加州来的目的是照顾母亲，因此婉言谢绝了这个安排。我决定住在母亲的公寓里，简单打个地铺。
有一段日子，母亲的病况改善了，肿瘤似在消退之中。1991年初，我回到哈佛教学，成瑶则陪伴母亲。但是，到了5月课完了，她的癌细胞又活跃起来了，我立即赶回加州陪伴。我们见了医生，他带来了不幸的预测，已无能为力了。现在，只剩下一个主要的决定，那就是：“要不要以必要的手段来维持生命呢？”母亲说不，以巨大的痛苦来稍稍延长那必然到来的一刻并不值得，她只想再一次看看孙儿，我们便让孙儿看她去了。我答应她走后会照顾弟弟妹妹。
母亲于1991年6月2日去世，享年七十，以现代的标准来说是早了些。古语有云：“人生七十古来稀。”这句话或者已经过时。美国人的平均寿命是七十六，她没能活过这年纪。
她离开前向亲友道别，感谢他们的支持和关爱。而差不多所有近亲，包括儿女、孙儿，都于弥留的时刻在床边守候。母亲很痛楚，但看见孩子到来后安静了些。眼看所有儿女和他们的孩子们都得到很好的照顾，她神态变得安详。儿孙围绕在旁，她从此亦无牵挂，不久就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