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花了几天安排葬礼。那个曾经提议我养鸭的大舅住在加州的奥克兰，他没有出席仪式，舅母代表他来了。她对母亲的逝世，并没有任何哀伤的表示。她解释道：“我没有早些来，看见垂死的人会令人不快。”在这样的场合说这样的话当然不合礼数，但毕竟这是她的心里话。其他人则神情肃穆。十岁的明诚把我们的悲恸写在信上：“今天是非常、非常悲伤的日子，笑声都变成了悲泣。”
母亲葬礼刚过，我们便要决定如何安放她的骨灰。最理想的做法，乃是把骨灰葬在香港，和父亲在一起，可惜未能实现。我们也想过把父亲的骨灰移葬美国，但想深一层，父亲和美国全无渊源，他从未学过英语，也没想过来美国居住。最后，我们在洛杉矶的坟场买了一块小小的土地，把母亲的骨灰葬在那里，近邻有不少炎黄子孙在长眠。有些长辈说，不要葬得这么快，要先等一段日子。我们不懂那些玄妙的传统规矩，到知道时，已经为时已晚了。
只有在这些葬礼事宜都办妥后，才真正感受到丧母的悲恸。我悲痛欲绝，仿佛和父亲过世时相似。只是现在父母皆离我而去，有疑虑时，家中已无长辈可以提供意见，我必须负起维护家族的责任。冷静下来，便知要面对这现实，因为兄弟姊妹散布在不同的地方，很难聚在一起。
细心思考一下母亲最后的日子，我为她大半生辛勤工作、抚养我们而深感歉意。她为家庭差不多献出一切，很少为自己的需要和幸福着想。命蹇的兄长成煜需要她长期照料，几年前才去世。我原来期望母亲能安享晚年，含饴弄孙，闲时打理花草，或是做些赏心的事，但她太命苦了，没机会安享。
母亲是传统的中国妇女。她重男轻女，深信只有儿子才能把家族繁衍下去。她常说我的成就等于她的成就，这是一种异常无私的看法，源自她从小培养的价值观。我全心全意把时间和精力倾注于事业时，深知扬名声、显父母的意义。即是说，愈能有所成就，愈能使父母开怀。父母的付出，激励我努力奋斗，追求卓越。在这方向上，我已不需要进一步的动力。自父亲逝世后，除了少年时荒废了少许日子，我一直在努力。
这时在哈佛，一件令人振奋的工作开展了，它源于我的博士后布莱恩·格林。开始时我没怎么牵涉其中，但不久之后，它成了大热的潮流，很多人包括我都给卷进去了。
格林来到哈佛不久，便和罗恩·普莱泽（RonenPlesser）合作，后者是物理系卡姆朗·瓦法的研究生。他们在瓦法和其他物理学者包括兰斯·狄克逊（LanceDixon）、多伦·热普内（DoronGepner）、沃尔夫冈·莱尔歇（WolfgangLerche）、尼古拉斯·沃纳（NicholasWarner）等人工作的基础上，仔细检视了六维的卡拉比—丘流形。前面说过，这些流形在弦理论中被视为附着在空间上的额外结构。两人把一个卡拉比—丘流形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转动，产生了另一个看起来非常不同的卡拉比—丘流形。他们发现这两个流形之间有某种关联，并拥有同样的物理规律。格林和普莱泽称这种现象为“镜像对称”，并就此在1990年发表了一篇论文，两个具有同一物理规律的卡拉比—丘流形被称为“镜像流形”。
镜像对称的简单例子。双四面体（左）具有5个顶点和6个面，而三棱柱（右）则有6个顶点和5个面。这些常见的多面形可以用来构造卡拉比—丘流形及其镜像，其中组成的多面体，其顶点和面的数目和这个卡拉比—丘流形的内部结构有关。（原图引自顾险峰和尹晓田）
镜像对称是“对偶性”的一例，这种现象在弦理论或物理现象中很常见，相同的物理现象可以用两种看起来完全不相干的图像或模型来描述。这种想法令我想起中国古代哲学中“阴阳”的概念，尤其是道家强调貌似相反力量的互补和统一。对偶性在弦理论及其他方面都有惊人的启示，镜像对称在这方面尤其富有成果。
格林和普莱泽取得突破的一年之后，得克萨斯大学的物理学家菲利普·坎德拉斯和三位合作者保罗·格林（PaulGreen）、齐妮娅·德拉奥萨（XeniadelaOssa）和琳达·帕克斯（LindaParkes）就检验镜像对称进行了大量计算。在工作的过程中，他们利用镜像对称解决了一个长达百年的在“枚举几何”上的难题。枚举几何的主题是决定在几何空间或曲面上物体的数目。坎德拉斯等人解决的问题，具体来说，是要确定在一个五次三维形（quintic3-fold）上能放进多少条曲线。这样的流形是最简单的卡拉比—丘流形，所谓五次是指空间由五次多项式的根所构成，而三维指这空间的复维数是3，即实维数为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