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建于1636年，土地出于一位当地官员约翰·哈佛（JohnHarvard）的遗赠。同时送出的，还有四百卷藏书的图书馆。到了今天，整所大学的藏书已达一千七百万本。在原来图书馆的书架上，数学书并不算多。而且在学校早期的课程里，数学也非必修，正如历史学者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SamuelEliotMorison）所言：“算术和几何，只适合机械工，并不属于学者。”
建校后差不多一百年，即到了1720—1730年之间，哈佛才开始教授代数。又过了约一个世纪，才开始有了数学的研究。1832年，一位二十三岁的导师本杰明·皮尔斯（BenjamenPierce）发表了一项有关完全数的研究成果。所谓完全数，如6和28，是指那些因子之和等于自身的正整数，我们有6=1+2+3，28=1+2+4+7+14。可是，皮尔斯并未得到时人的赞赏。当时，教师的职责只在教学和撰写教材，而非证明定理。
这种情况到了1890年初，才开始起了急剧的变化。两位在欧洲受教育的学者威廉·福格·奥斯古德（WilliamFoggOsgood）和马克西姆·博谢（MaximeBocher）来到哈佛任教，最终升为正教授。他们把“现代”的概念引进学校，在数学系内培养出一种做研究的文化。百年后我到来时，这传统已根深蒂固了。
数学在20世纪进展良多，新的数学领域如范畴理论、朗兰兹纲领、几何分析等都出现了。在物理方面，早在1900年代初期，就目睹了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的惊人成就，其后更有尝试把两者统一起来的弦理论。当时，我的心思正倾注在弦理论上。友人辛格也对这理论深感兴趣，他在麻省理工的办公室和我的只有三公里之遥。交游广阔的他说可以帮我向能源部申请一些经费，用来雇一些这方面的博士后。
阿瑟·贾菲（ArthurJaffe）刚刚接任系主任，他提议把请求写成一份计划书，如果事成，就把钱平分来用，我同意了。
能源部要求贾菲和我一同到华盛顿，亲自讲解计划书。我们有半个小时讲解的时间，贾菲说他先讲十五分钟，然后轮到我。可是他的讲话超时了，只留下五分钟给我。无论如何，我们拿到了资助。
约有十二个研究生随我从圣迭戈来到了波士顿。其中四个，李骏、施皖雄、田刚和郑方洋进了哈佛，其他人分别安排到附近的学校，包括布兰代斯大学、麻省理工、东北大学等，我仍旧当他们的论文导师。
哈佛数学系内有拉乌尔·博特、安德鲁·格利森、迪克·格罗斯、广中平佑、乔治·麦凯（GeorgeMackay）、巴里·马祖尔、戴维·芒福德、维尔弗里德·施密德、什洛莫·斯滕伯格、约翰·泰特（JohnTate）、克利福德·陶布斯等名家，人才济济，星光熠熠，令人肃然起敬。不久之后，我就被一批中国来的学者和学生围得团团转。他们人数太多，以至于给别人留下我只收中国学生的错觉。其实我约有三分之一的学生不是华裔，能进入哈佛的学生都非凡品，我都愿意纳入门下。
虽然如此，我的中国学生如此之多，还是引起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注意。中情局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打电话来问我一些问题。我回答说我的学生和访客在研究卡拉比—丘流形、里奇流、杨—米尔斯场论等，不一而足。这些内容实在提不起他们的兴趣。问了几年后，中情局就作罢了。明显地，情报局的官员认为国家安全没有受到威胁，而几何分析也不在他们管辖的范围之内。
自从我有记忆以来，差不多追溯到不情愿地被称作“冬菇”的日子，生活总是匆匆忙忙的。一大批研究生令我忙得不可开交，在新地方又建立了新的流程。下午四点前完成所有授课，然后到托儿中心接正熙，再到贝尔蒙特的小学接明诚，明诚现在六岁了。我们住在贝尔蒙特，剑桥旁边的一个小镇。下课后跟小孩玩一回，然后教他们一些中国诗歌，但他们并不很感兴趣。
我花了不少时间培养田刚。一般来说，他每星期来我家三次，每次都和我一起工作数小时，这是自圣迭戈就开始的习惯。我觉得他很用功，对他有很高的期许，故此鞭策甚勤，可惜最后弄巧成拙。我怀疑是否他太心急于成名，不免走上侥幸的歪路。我亦发现，有些人你愈给他援手，他却愈来愈不满，总觉得你待他今不如昔，或者有意漠视你替他所做过的事，从而凸显其成就乃自己独力奋斗的结果。这和借钱给朋友相似，他借后就翻脸不认人了，只因看见你就令他或她想起那笔债。